谈话

共和国历七年的那次会议，气氛与往常有些不同。不是在庄严肃穆的苏维埃大会堂，而是在一处更为随性的临水轩榭，与会者也不过十数人，多是核心圈层的同志。暮春的风带着湖水的湿气和海棠的残香穿过廊庑，却吹不散霍雨辰话语中那股灼人的力量。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霍雨辰的声音不高，却像投入静湖的石子，在每个人心头激起涟漪。他靠在藤椅上，目光扫过在场诸人，其中不乏如白劳德一般面色凝重者。“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

他微微前倾身体，眼中闪过一丝近乎锐利的光芒：“‘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这突如其来的文学引用，让在座的一些理论家有些错愕，却更鲜明地烘托出他决绝的态度。“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天生就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外部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自然是阶级敌人。但这大民主，同样可以用来对付我们内部的官僚主义者！”

他的语调逐渐升高，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论断：“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他环视四周，目光尤其在几位负责地方和工业的同志脸上停留，“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加具象化，他举了一个例子，目光转向面色不太自然的白劳德：“早几年，在三川省某个地方要修一处紧急备用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得好啊，”他模仿着农民的语气，“‘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白劳德同志你也有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

“于是乎，”霍雨辰继续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对农民智慧的赞赏，“那里的群众自发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结果，前去测量勘探的人员都被他们和平地拦阻、劝回了。这次，农民胜利了。”他话锋一转，“后来呢？当地政府吸取了教训，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妥善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最终也顺利修了。同志们，这样的事情，难道还少吗？”

他的声音沉了下来，带着深深的忧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跟着我们打下了这片天下，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甚至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我们ABC社，是要从这些事情里得到深刻教训的。”

谈到具体事件，他明确表态：“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前些时日，蓉锦府有一百多学生要到首都请愿陈述意见，一列车上的学生在西川省的利州车站就被劝阻了，另外一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河洛府，也没有能到首都来。我的意见，鸾（总理）的意见，是应当让他们到首都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去沟通！堵，不是办法。”

他的主张愈发鲜明，甚至触及了宪法的层面：“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

他进行着深刻的哲学与政治分析：“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的目光再次扫过全场，语气凝重得如同铅块，“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落下结论，如同锤音定调：“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话语在轩榭内回荡，窗外湖光潋滟，室内却一片沉寂。只有霍雨辰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仿佛刚才那番石破天惊的言论，只是春日午后一次寻常的谈心。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一场前所未有的、依靠群众力量向自身肌体开刀的风暴，已经随着这番讲话，正式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