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

共和国历八年的五月初至六月初，星罗城的政治气温随着季节一同攀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度。在位于城市中心的全国苏维埃礼堂，一场由ABC社统一战线工作部受中央委托举行的、持续近一个月的各Democratic Party负责人及non-partisan democrats座谈会，成为了全社会瞩目的焦点。全国各界享有声望的学者、艺术家、前工商业者代表济济一堂，会场内灯火通明，气氛从最初的拘谨试探，迅速演变为一场对时政的广泛评议。

起初，发言者们还带着几分审慎，措辞委婉，提出的多是关于具体工作环节的改进建议。然而，随着会议进行，以及Central“不得压制speech”的明确指示层层传达，甚至要求报刊大量报道这些批评声音，那层包裹着真实思想的薄冰迅速消融。Official组织的会议，这个以往多是表态拥护的场合，第一次变成了宣泄不满和提出尖锐批评的合法渠道。五月到六月初，那些曾在私下里胆怯流淌的不满涓流，在这里汇合、壮大，终于形成了冲击旧有秩序和观念的滚滚洪流。

在这股洪流中，不乏大量本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初衷的建设性批评，但其中也夹杂着更为深刻、直指权力核心的锐利声音。一位以耿直著称的学者在发言中，抛出了一个足以让在场许多ABC社干部如坐针毡的观点：

“社在过去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时候，”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穿透了整个会场，“是站在群众中间，与大家同甘共苦，血肉相连；解放后，社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顿了顿，环视四周，感受到无数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不是站在群众中间，而站在群众背后——统治群众。”

“统治”二字，像一把冰冷的匕首，刺穿了长期以来“Leaders”与“服务”的温情面纱。会场内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点头，有人皱眉，更有一些与会的社政cadre脸色变得极其不自然。

这位学者并未停止，他的批评进一步具体化，指向了日益森严的等级制度：“（领导的）职务不同不是身份不同。一些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Officials的，”他的语气带着一丝讥诮，“就是在吃饭和看戏时他们也要有专门的位置，好像不如此，便不足以显示其身份的尊贵。”

这番话，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bureaucracy特权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却又刺目的细节——特供商店、cadre病房、专用食堂、观看演出时的预留前排……这些细微之处积累起来，构成了一个脱离普通工农兵群众的、享有特殊待遇的阶层。他的发言，已不仅仅是对个别bureaucracy作风的批评，而是触及了共和国政治肌体中正在形成的、固化的等级特权结构。

类似的尖锐批评并非孤例。其他发言者也从不同角度抨击了bureaucracy主义、教条主义，以及ABC社在某些领域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声音通过被要求“如实报道”的报纸，迅速传遍了全国，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激起了巨大的回响。知识界和市民阶层为这前所未有的开放局面感到振奋，仿佛看到了政治清明的希望。

然而，在苏维埃礼堂的会场之外，在ABC社的各级机关大楼里，气氛却截然不同。许多干部，尤其是那些自身行为正是被批评对象的官员，对这股“鸣放”洪流感到了极大的恐慌与愤怒。他们阅读着报纸上那些指名道姓或不指名的批评，脸色铁青。有人将报纸狠狠摔在桌上，骂道：“嚣张！太嚣张了！这是要否定我们的领导！” 那种“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的想不通的情绪，在此刻达到了顶点。

霍雨辰每日仔细阅读着座谈会发言的详细记录和各大报刊的报道。他对那些建设性意见表示认可，对那些尖锐的、甚至刺耳的批评，也并未动怒。他知道，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让长期被压抑的矛盾暴露出来，让bureaucracy体系的弊病在阳光下无所遁形。他需要借助这股社外力量，来冲击、震撼那个内部已然出现僵化、甚至开始“锈蚀”的bureaucracy机器。

但是，他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闸门一旦打开，洪流的走向便难以完全掌控。社外批评的激烈程度，超出了部分干部的承受底线；而干部们强烈的抵触情绪，也如同一座正在积蓄压力的火山。这两股力量的对撞，随时可能迸发出毁灭性的能量。他正小心翼翼地行走在一根绷紧的钢丝上，一边是推动民主革新、清除官僚弊病的理想，另一边是维持政治稳定、防止局面失控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