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根
老王头看出我不对劲，每次下棋时都喊我：“阿默，过来下盘棋，别总瞎琢磨！”我坐在他对面，手里捏着棋子，心思却飘到了征文比赛上，连输了好几盘。老王头叹了口气，用粗糙的手指点了点棋盘：“你看这棋，总想走险招求胜，反而容易露破绽。过日子跟下棋一样，得沉住气，别总盯着一个目标死磕。”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像被猫抓似的。那五万块奖金，那本可能出版的书，是我咬牙撑过失业、啃泡面改稿的盼头。有次送外卖到高档小区，看到住户阳台摆着整面墙的书架，阳光透过玻璃照在书脊上，闪着细碎的光。我在楼下站了很久，想象着自己的书也能摆在那里，母亲要是看到了，肯定会拿着书跟街坊邻居念叨好久。
打印店的晓雯见我每天都来打印修改稿，总会多给我几张A4纸：“你写得这么认真，肯定能成。”她说话时眼睛亮亮的，像小时候田埂上的星星。我攥着多出的纸，心里又暖又慌，怕这份期待最后落得一场空。
离比赛结果公布还有一周时，房东又来催房租。她叉着腰站在门口，语气尖刻：“我可不管你什么比赛，月底前房租凑不齐，就赶紧卷铺盖走人。”我低着头，手指抠着衣角，说不出话。回到房间，我把攒下的零钱倒在桌上，硬币和纸币加起来才八百多，离涨租后的房租还差一大截。
那天晚上，我接了十单夜班外卖。凌晨两点，骑着电动车穿梭在空荡的街头，冷风灌进衣领，冻得人发抖。路过一家24小时书店，我停下车，隔着玻璃看里面的人——有人戴着眼镜认真看书，有人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平静的笃定。我突然想起高中时，刘老师说“写作是为了记录生活，不是为了输赢”，那时候没懂，现在看着书店里的光，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比赛结果公布那天，我特意请了假。坐在网吧里，手指悬在鼠标上，半天不敢点“获奖名单”的链接。晓雯发来消息：“别紧张，不管结果怎么样，你写的故事都很好。”我深吸一口气，点开链接，从一等奖往下看，眼睛死死盯着屏幕，直到名单翻到最后一页，也没看到“阿默”两个字。
网吧里的嘈杂瞬间消失了，耳边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声，又沉又闷。我盯着屏幕上“优秀奖”的最后一个名字，突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三个通宵改稿时磨破的手指，为凑参赛费每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那些对着作家照片给自己打气的夜晚，原来都只是一场自我感动的闹剧。
我走出网吧，外面下起了小雨。雨点打在脸上，冰凉刺骨。我没打伞，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路过之前送外卖时去过的高档小区，看到那面书架还亮着灯，突然觉得很可笑——自己拼尽全力想要靠近的“远方”，其实从来就不属于自己。
走到巷口，老王头还在路灯下下棋，对面坐着个小孩。看到我，他朝我招手：“阿默，过来，刚赢了小孩的糖，给你吃。”我走过去，接过那颗水果糖，剥开糖纸塞进嘴里，甜腻的味道压不住心里的苦涩。“没中？”老王头问，语气很平淡。我点点头，声音沙哑：“王叔，我是不是特别没用？”
老王头没说话，拿起一颗棋子放在棋盘上：“你看这棋盘，每个子都有自己的位置，不是非要当将军才算有用。我年轻时候想当木匠，学了三年，连个像样的椅子都做不好，最后还不是靠种地养活一家人？但我不后悔，至少试过了。”他顿了顿，看向我，“你写故事，是因为喜欢，还是为了获奖？”
我愣住了。是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变成了一场赌局，赢了就有意义，输了就一文不值？小时候在田埂上用柳树枝写字的快乐，高中时写父亲背影时的动容，那些纯粹的热爱，怎么就变成了对“成功”的执念？
雨停了，天边泛起鱼肚白。我和老王头坐在巷口，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来，照亮了城中村的屋顶和电线。我突然觉得心里的疙瘩松了些，掏出手机给晓雯发消息：“没获奖，但我想通了，以后还是会写故事，不为别的，就为自己喜欢。”
回到出租屋，我把《远方的票根》的手稿放进铁皮盒，压在最底下，上面叠着那些退稿信。之前觉得这些是“追梦的勋章”，现在看来，更像成长的脚印。我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写着“城中村小事”，开始写老王头下棋时总让着小孩，写晓雯打印时会给老人多裁点纸，写自己送外卖时遇到的、那些为了生活奔波的普通人。
写着写着，心里慢慢踏实下来。没有了对获奖的期待，文字反而变得顺畅，像小时候田埂上的溪水，自然地流淌。窗外的阳光照在键盘上，暖洋洋的，我突然明白，普通人的努力，不一定非要用“成功”来证明。就像田埂上的野草，不一定非要长成参天大树，认真地发芽、生长，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梦里，我又回到了六岁那年的田埂，手里拿着柳树枝，在泥地上写字，父亲在田里割麦，母亲在旁边笑着喊我回家吃饭，阳光暖暖的，一切都那么踏实。醒来时，窗外传来晓雯打印店开门的声音，还有老王头和小孩下棋的吆喝声，这些琐碎的声响，像一首温柔的歌，让我觉得，这样的日子，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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