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时间，足够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也足够让一个人脱胎换骨。
从香港离开张继科后，我像从一场持续了七年的高烧中醒来。痛是撕心裂肺的，但清醒后，世界前所未有的清晰。我去了巴黎，在一家顶级的艺术基金会工作，忙碌于策展、学术会议和新的社交圈。塞纳河的风和伦敦的雨不同，它更温柔，更慵懒，慢慢熨平了我心底的褶皱。
我尝试 dating，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艺术家，银行家，学者……他们欣赏我的美貌、我的智慧、我的家世，也尊重我的独立和偶尔残留的小脾气。但我很小心，不再轻易让任何人靠近那颗曾被打碎过的心。
直到遇到沈聿明。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理性、温和，有着恰到好处的幽默感和不容置疑的边界感。他从不追问我的过去，只是用他稳定的、有分寸感的存在，一点点构建起我的安全感。和他在一起，我不再是“张继科的女朋友”，我只是文嘉欣，这种感觉，很好。
我们一起回国拓展业务。北京的空气里，似乎还漂浮着一些旧日的尘埃，但我已学会不再轻易咳嗽。
那天是一场慈善晚宴，鎏金请柬，衣香鬓影。我挽着聿明的手臂入场，他很得体，手掌温暖地覆着我的手背，无声地传递着力量。然后，几乎是下意识的，我感受到了那道目光。
穿过人群，我看到了他。
张继科。
他瘦了些，眉宇间沉淀了更复杂的东西，是岁月的痕迹，也是……我不愿去深究的疲惫。他身边站着他的妻子，温婉安静，像一幅工笔水墨画。我们目光相撞的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不是悸动，而是一种……物是人非的苍凉感。
我迅速调整呼吸，给了他一个礼貌的、社交场合最标准不过的微笑，轻轻点头，然后自然地转向聿明，低声介绍远处的某位理事。我不能失态，尤其不能在聿明面前失态。
晚宴中，有人来敬酒。聿明自然地接过我的酒杯，低声在我耳边说：“这杯有点烈，我帮你。”他挡在我身前，与来人谈笑风生，动作流畅而体贴。我看着他可靠的背影，心里是踏实的暖意。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真的走出来了。
曾几何时，那个会为我挡酒、会因为我偷喝一口而皱眉抢走杯子的人，是张继科。那时的爱，像烈酒，烧喉，灼心，痛快也痛苦。而如今，聿明给我的，是一杯温度刚好的清茶，温润，妥帖，滋养身心。
我偶尔还是会想起过去。想起伦敦的雨，想起亚洲杯那枚沉甸甸的金牌（它被我锁在银行保险柜的最深处，像封印了一段前世），想起那些跨越时差的疯狂飞行。但那些记忆，不再带有撕裂般的疼痛，更像是一部看过的好电影，情节还记得，但情绪已经抽离。
晚宴结束，外面下起了小雨。聿明细心撑开伞，大半倾向我，护着我坐进车里。车门关上的瞬间，隔绝了外面的微凉和喧嚣。
车子驶过长安街，窗外霓虹模糊。我靠在椅背上，聿明轻轻握住我的手：“累了？”
我摇摇头，反握住他的手，笑了笑：“没有。只是觉得，北京好像没那么陌生了。”
他不再多问，只是更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知道张继科看到了我，或许也看到了聿明为我做的一切。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心情，是遗憾，是释然，还是和我一样，只是淡淡的怅惘？
但都不重要了。
我的心再也不会因为他痛了。
亲爱的文嘉欣小姐们，希望你走很远的路，看世界，最终能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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