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龙洞堡机场的出口处，赵伟攥着一份皱巴巴的剧本，目光紧紧盯着人群中的林晚星。这位刚加入 “新星导演计划” 半年的新人导演，手里的《大山里的课堂》初稿，承载着他埋藏了三年的心愿 —— 讲述那些 “被大山挡住视线，却用艺术寻找光” 的乡村孩子的故事。
“晚星总，这剧本里的每个角色，都有真实原型。” 赵伟递过剧本时，声音带着一丝紧张，也藏着难掩的激动，“去年我跟着‘晚星艺术基金’去贵州支教，看到一个叫小花的女孩，用捡来的彩铅在作业本上画山外的世界，那一刻我就想，一定要把她们的故事拍出来。”
林晚星接过剧本，指尖触到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 —— 有些地方画着乡村学校的草图，有些地方标注着 “此处需加入苗族刺绣元素”，还有些地方写着 “参考基金支教日志第 37 页”。“好的故事，从来不是凭空编造的。” 她翻到描写 “支教老师教孩子唱山歌” 的段落，抬头对赵伟说，“我们要做的，不是拍一部‘卖惨’的纪录片，而是用艺术的温度，展现乡村孩子的渴望与坚守。”
这场在机场的简短对话，拉开了《大山里的课堂》筹备的序幕。作为 “新星导演计划” 扶持的第四部作品，这部聚焦乡村教育的电影，从一开始就带着 “真实” 与 “公益” 的双重基因 —— 它改编自 “晚星艺术基金” 的支教实践，由新人导演执导，邀请乡村孩子客串，甚至将部分票房收入反哺公益，成为晚星娱乐 “内容 + 公益” 生态的又一典范。
《大山里的课堂》的诞生，源于 “晚星艺术基金” 一本泛黄的支教日志。这本由基金志愿者记录的日志，详细记载了贵州黔东南地区乡村学校的教育现状 —— 孩子们对画笔的渴望、支教老师的困境、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的碰撞，这些真实的细节，成为赵伟创作的核心素材。
“基金的支教日志里，有个叫‘石头’的男孩，让我印象特别深。” 赵伟在剧本研讨会上说，“他天生口吃，不敢说话，却能用苗族芦笙吹出特别动人的旋律。志愿者发现后，教他用芦笙‘说话’，后来他在县里的艺术节上，用芦笙演奏了《映山红》，台下的家长都哭了。”
这个故事，成为电影中男主角 “阿笙” 的原型。赵伟在剧本里，设计了 “阿笙用芦笙改编流行歌曲，吸引城里志愿者注意” 的情节 —— 阿笙每天放学后，都会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吹芦笙，他把听到的汽车鸣笛声、鸟鸣声都融入旋律里，有一天，支教老师林岚（原型为基金志愿者）路过，被这独特的声音吸引，从此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
日志里还有 “孩子们凑钱买画笔” 的细节，也被赵伟写进剧本：女主角 “小花”（原型为赵伟遇到的彩铅女孩）想要一套水彩笔，却舍不得向家里要钱，于是和同学一起，捡塑料瓶卖钱，攒了三个月，终于买到一套二手画笔。她把每支画笔都用布条缠好，小心翼翼地装在铁盒子里，每天只敢用一次，怕很快用完。“这个细节不用刻意煽情，却能让观众感受到孩子对艺术的珍视。” 林晚星在打磨剧本时，特意保留了 “缠布条”“铁盒子” 的描写，“真实的细节，比夸张的剧情更有力量。”
林晚星从筹备初期就明确，《大山里的课堂》不是一部 “独立的电影”，而是 “晚星艺术基金公益实践的延伸”。她要求团队在剧本中融入基金的核心项目，比如 “艺术教室建设”“非遗传承人进校园”“乡村孩子城市研学”，让观众在看电影的同时，了解公益的真实价值。
“电影里有个‘非遗进校园’的情节，原型就是基金和贵州苗族刺绣传承人合作的项目。” 基金项目总监李敏说，“我们邀请传承人到乡村学校教孩子刺绣，孩子们把苗族图案绣在书包上、衣服上，后来这些作品还在上海举办了‘大山里的艺术展’。剧本里，我们把这个情节改编成‘小花的刺绣作品被选入城市展览，她第一次走出大山’，既展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也体现了公益对孩子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林晚星决定将影片的 15% 票房收入捐赠给 “晚星艺术基金” 乡村项目，用于建设更多 “艺术教室”、捐赠乐器和画笔。“电影的票房数字不是终点，而是让公益持续下去的起点。” 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希望观众看完电影后，不仅能被故事打动，还能通过公益行动，真正帮助到那些像小花、阿笙一样的孩子。”
《大山里的课堂》的剧本打磨，历时四个月，修改了 12 稿。林晚星与赵伟团队围绕 “如何还原乡村教育现状”“如何避免公益主题的说教” 两个核心问题，反复研讨，甚至多次前往贵州黔东南地区实地调研，确保剧本既有 “情感温度”，又有 “现实深度”。
“很多乡村题材的电影，喜欢用‘破旧的教室’‘哭泣的孩子’制造苦情氛围，但这不是乡村教育的全部。” 林晚星在剧本研讨会上说，“贵州的乡村有青山绿水，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孩子们的眼神里有渴望，也有天真，这些‘美好’的部分，不能被忽略。”
赵伟团队根据调研结果，在剧本中加入了 “乡村的诗意”：清晨，孩子们背着书包，沿着梯田小路去上学，雾气在山间缭绕，远处传来苗族山歌；课间，孩子们在操场上跳竹竿舞，笑声回荡在山谷里；放学后，他们在河边放牛，用石头在沙滩上画画，夕阳把河水染成金色。“这些场景不用一句台词，就能让观众感受到乡村的美好，也能反衬出‘艺术教育’对孩子的意义 —— 不是逃离大山，而是用艺术更好地认识家乡。” 赵伟说。
同时，剧本也不回避乡村教育的 “困境”，但拒绝 “刻意放大”。比如 “支教老师的坚守与挣扎”：林岚老师刚到乡村时，面对 “教室漏雨”“教具短缺” 的问题，也曾想过放弃；她的家人反对她留在乡村，催她回城里找稳定工作；甚至有家长不理解 “艺术教育”，觉得 “不如多教几道数学题”。这些困境不是 “为了冲突而冲突”，而是通过 “林岚教孩子用山歌改编课文”“用苗族刺绣设计校服” 等情节，展现她如何用智慧解决问题，如何用行动打动家长和家人。
“剧本里有个‘家长座谈会’的场景，特别真实。” 赵伟回忆道，“一开始，家长们抱怨‘学画画没用’，林岚没有反驳，而是让孩子们展示自己的作品 —— 阿笙用芦笙演奏了家长们熟悉的山歌，小花把家长的肖像绣在布上，还有孩子用画笔描绘了‘未来的家乡’。看到这些，家长们沉默了，最后有个家长说‘原来孩子心里有这么多想法’。这个情节没有说教，却能让观众理解艺术教育的价值。”
贵州黔东南地区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丰富的民族文化成为《大山里的课堂》的 “独特底色”。林晚星要求团队在剧本中融入苗族芦笙、侗族大歌、苗族刺绣、侗族鼓楼等文化元素，让影片不仅是 “乡村教育的故事”，更是 “民族文化传承的故事”。
“电影里的‘校园文化节’，是展现民族文化的核心场景。” 赵伟说，“我们设计了‘民族艺术展演’—— 阿笙带领同学演奏苗族芦笙曲《飞歌》，小花和女生们表演‘刺绣舞’（将刺绣动作改编成舞蹈），侗族同学合唱《蝉之歌》，最后所有孩子一起，用芦笙、歌声、舞蹈，演绎了一首融合多民族元素的《大山里的歌》。这个场景既展现了孩子的才艺，也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为了确保文化元素的准确性，团队邀请了贵州苗族芦笙传承人吴正勇、侗族大歌歌师王芳担任文化顾问，指导演员的演奏、演唱和舞蹈动作。“吴老师告诉我们，苗族芦笙的‘飞歌’节奏要‘高亢、自由’，不能太规整；王老师教孩子们唱侗族大歌时，强调‘多声部的和谐’，要像‘山里的鸟鸣一样自然’。” 赵伟说，“这些专业的指导，让剧本里的文化场景更真实、更有感染力。”
剧本里还有 “侗族鼓楼议事” 的情节，改编自当地 “寨老议事” 的传统：当乡村学校面临 “合并” 危机时，林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找到寨老（村里的长辈），在鼓楼里召开议事会。寨老们一开始担心 “合并后孩子上学更远”，但听到孩子们用芦笙演奏 “希望保留学校” 的旋律，看到他们画的 “未来学校” 草图，最终决定和老师一起，向教育局申请保留学校，并争取到 “艺术特色学校” 的资质。“这个情节既展现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智慧，也体现了‘社区共同守护教育’的理念。” 林晚星说，“民族文化不是道具，而是推动剧情、塑造人物的重要力量。”
《大山里的课堂》的拍摄地点，选在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镇的一个苗族村寨 —— 这里有梯田、鼓楼、吊脚楼，有会吹芦笙的孩子，有热情的村民，完美契合剧本中的 “大山村小学” 设定。剧组在这里拍摄了两个多月，从选角到取景，从道具到服装，都力求 “原汁原味”，让每一个镜头都带着 “大山的温度”。
“这部电影的小演员，不能用专业童星，要用真正的乡村孩子。” 林晚星在选角时说，“他们可能没有表演经验，但他们的眼神、动作、语气，都是最真实的，这是专业演员无法替代的。”
剧组在雷山县的 5 所乡村学校发起 “小演员海选”，吸引了 300 多个孩子报名。赵伟和选角导演没有看 “表演技巧”，而是观察孩子的 “自然状态”：谁会主动展示才艺（比如吹芦笙、唱歌），谁在面对镜头时不怯场，谁的眼神里有 “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最终，他们选中了 12 个孩子，其中 8 个来自 “晚星艺术基金” 帮扶的学校，包括会吹芦笙的苗族男孩王浩（饰演阿笙）、喜欢画画的侗族女孩杨思雨（饰演小花）。
“王浩第一次试镜时，紧张得说不出话，但当我们让他吹芦笙时，他立刻变了个人 —— 眼神明亮，手指灵活，旋律里满是感情。” 选角导演回忆道，“杨思雨则把自己的画本带给我们看，里面画满了大山、河流、鼓楼，还有她想象中的‘城市高楼’，我们当场就确定，她就是小花。”
为了让孩子适应拍摄，剧组安排了 “表演体验课”，但不教 “套路化的动作”，而是让他们 “玩游戏”“讲故事”：比如让孩子们模仿 “开心”“难过”“期待” 的表情，用自己的话讲述 “最难忘的一件事”，甚至让他们在镜头前自由地画画、吹芦笙。“我们要的不是‘演出来的真实’，而是‘真实的自然流露’。” 赵伟说，“有一场‘小花拿到画笔’的戏，杨思雨没有按照剧本‘开心地笑’，而是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画笔，眼圈红了，然后偷偷擦掉眼泪，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这个即兴的反应，比剧本设计的更动人，我们当场决定保留这个镜头。”
雷山县的自然风光和民族建筑，成为《大山里的课堂》的 “天然布景”。剧组没有搭建人工场景，而是选择在真实的乡村学校、梯田、鼓楼、河边拍摄，让每一个镜头都充满 “大山的气息”。
“电影里的‘大山村小学’，取景于雷山县西江镇中心小学的老校区。” 美术指导张磊说，“这个校区有几十年历史，木质的教室、石砌的围墙、操场边的大榕树，都和剧本里的描写一模一样。我们只是稍微修缮了一下漏雨的屋顶，添置了一些和剧本相符的旧课桌椅、黑板，没有做太多改动，保留了学校的原始风貌。”
梯田是电影中 “最具诗意” 的场景之一。剧组选择在清晨或傍晚拍摄 “孩子们在梯田边上学、放牛” 的镜头：清晨，雾气笼罩着梯田，孩子们背着书包，沿着田埂小路走，阳光透过雾气洒下来，形成一道道光柱；傍晚，夕阳把梯田染成金色，孩子们在田埂上追逐打闹，牛群在旁边悠闲地吃草。“这些镜头不用任何滤镜，就能拍出大山的美。” 摄影指导李哲说，“有一次，我们拍摄‘小花在梯田边画画’的场景，突然下起了小雨，雨滴落在梯田里，泛起一圈圈涟漪，杨思雨下意识地把画本抱在怀里，这个意外的画面，比我们设计的更有感觉，最后也放进了电影里。”
侗族鼓楼是 “议事会” 场景的拍摄地。剧组选择的雷山县郎德上寨鼓楼，有 200 多年历史，木质结构精巧，雕梁画栋上刻着侗族的传统图案。“拍摄‘议事会’时，我们没有用人工灯光，而是利用鼓楼顶部的‘天井’，让自然光洒进来，照亮寨老和孩子们的脸。” 李哲说，“自然光的柔和，能更好地展现‘议事会’的庄重与温暖，让观众感受到少数民族社区的凝聚力。”
《大山里的课堂》的道具，大多来自 “真实的乡村生活”，有些甚至是孩子们自己的物品，这些充满 “生活痕迹” 的道具，成为传递情感的重要载体。
小花的 “铁盒子画笔”，是剧组从当地一个孩子手里借来的 —— 这个铁盒子原本装饼干，孩子把它洗干净，用来装捡来的铅笔、蜡笔，每支笔都用布条缠着，防止折断。“我们问孩子能不能借我们用，他特别大方地说‘可以，只要别弄坏我的布条’。” 道具组负责人说，“拍摄时，杨思雨拿着这个铁盒子，动作特别自然，因为她知道这个盒子对孩子有多重要。”
阿笙的 “芦笙”，是苗族传承人吴正勇亲手制作的，比传统芦笙小一号，适合孩子演奏。吴正勇还在芦笙上刻了苗族的 “鸟纹”，象征 “自由与希望”。“王浩拿到芦笙后，每天都抱着练习，甚至睡觉都放在床边。” 赵伟说，“有一场‘阿笙在榕树下吹芦笙’的戏，他吹的旋律是自己编的，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感情，连吴正勇都夸他‘有天赋’。”
电影里的 “苗族刺绣作品”，是当地孩子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制作的。小花绣的 “家乡全景图”，绣了三个月，上面有鼓楼、梯田、吊脚楼，还有孩子们在河边玩耍的场景，每一针都很细致。“这个作品不是‘道具’，而是孩子真实的创作，里面藏着他们对家乡的爱。” 李敏说，“拍摄‘小花展示作品’的戏时，杨思雨的手一直在抖，不是紧张，而是因为她知道这个作品的意义，这种真实的情绪，让镜头特别有感染力。”
《大山里的课堂》作为一部 “小成本现实题材电影”，上映前没有大规模的宣传，却凭借 “真实的故事”“温暖的情感”“深厚的文化”，在上映后引发 “现象级” 反响 —— 票房突破 5 亿，豆瓣评分 8.6 分，成为年度 “口碑黑马”；被教育部评为 “年度乡村教育宣传影片”，推荐给全国中小学观看；甚至引发了 “乡村艺术教育” 的社会讨论，推动更多企业和公益组织关注乡村孩子的艺术需求。
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 “观影感受”，其中既有 “乡村出身” 的观众，也有 “城市里的家长和老师”。
“我是从贵州大山里出来的，看到电影里的梯田、鼓楼，听到苗族山歌，瞬间就泪目了。小时候我也像小花一样，用捡来的粉笔头在墙上画画，总梦想着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画笔。” 一位来自贵州的网友在豆瓣评论中写道，“电影里的每个场景都太真实了，它没有刻意卖惨，而是让我看到了大山里的希望 —— 只要有机会，孩子们就能用艺术绽放光芒。”
城市里的家长们也从电影中获得了启发。“以前总觉得要给孩子报最好的艺术班，买最昂贵的乐器，看完电影才知道，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对艺术的热爱’。” 一位上海的家长说，“现在我会带孩子去社区做公益，教留守儿童画画，孩子不仅更珍惜自己拥有的资源，还学会了用艺术帮助别人。”
不少老师也将影片作为 “教育素材”。“我在课堂上给学生播放了《大山里的课堂》，让他们讨论‘艺术教育的意义’。” 北京某中学的美术老师说，“有个学生看完后说‘以后想当支教老师，给大山里的孩子带画笔’，这种发自内心的触动，比任何说教都有效。” 甚至有高校将影片纳入 “乡村教育专业” 的课程体系，“让未来的乡村教师了解乡村孩子的需求，懂得如何用艺术点亮课堂。”
《大山里的课堂》的成功，也获得了影视行业的高度认可。影片不仅斩获了 “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百花奖最佳新人导演” 等多个奖项，还被业内评价为 “现实题材电影的新范本”。
“很多现实题材电影要么‘悬浮于现实’，要么‘过度渲染苦难’，而《大山里的课堂》找到了‘真实与温暖’的平衡点。”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力说，“它用艺术的手法展现乡村教育的现状，既不回避问题，又传递希望；既融入了民族文化，又具有普世情感，这种创作思路值得所有现实题材电影借鉴。”
更重要的是，影片为 “新人导演” 的成长提供了范例。“‘新星导演计划’扶持的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个有温度的创作理念。” 赵伟在领奖台上说，“如果没有晚星总对‘真实’的坚持，没有团队对细节的打磨，就不会有《大山里的课堂》的成功。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新人导演关注现实题材，用镜头讲述普通人的故事。”
不少影视公司也纷纷效仿 “新星导演计划”，推出类似的扶持项目，聚焦乡村教育、环境保护、非遗传承等现实议题。“《大山里的课堂》证明，现实题材电影不仅有社会价值，也有商业潜力。” 一位影视投资人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本愿意投入现实题材，这对整个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来说，是好事。”
影片上映后，“晚星艺术基金” 的乡村项目也获得了更多社会支持。根据基金统计，影片上映后的一个月内，捐赠金额同比增长了 300%，报名支教志愿者的人数突破 1 万人，还有 20 多家企业主动提出合作，希望共同建设 “艺术教室”。
“有一家乐器企业看完电影后，向基金捐赠了 500 套儿童乐器，包括芦笙、口琴、绘画工具等。” 基金项目总监李敏说，“我们用这些物资在贵州、云南、四川的 10 所乡村学校建设了‘大山里的艺术教室’，每个教室都配备了专业的艺术老师，定期开展芦笙、刺绣、绘画等课程。”
更令人感动的是，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后，主动加入公益行动。“有位北京的观众，每月都会寄一批画笔和绘本到贵州的乡村学校，还坚持和孩子们写信交流，鼓励他们用画笔记录生活。” 李敏说，“还有一群大学生组成了‘大山艺术志愿者团队’，利用寒暑假去乡村学校支教，教孩子们唱歌、画画，这些都是电影带来的‘公益连锁反应’。”
影片的 15% 票房收入，也全部用于 “乡村孩子城市研学” 项目。“我们组织了贵州雷山县的 50 名乡村孩子，到上海、北京等地参观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院校，让他们亲身体验‘山外的世界’。” 李敏说，“小花的原型杨思雨也在其中，她第一次看到上海美术馆的展览时，激动地说‘以后要把大山里的刺绣带到这里展出’，这种对未来的憧憬，就是公益的意义所在。”
当《大山里的课堂》票房突破 5 亿，获得教育部 “年度乡村教育宣传影片” 称号，公益项目获得社会广泛支持时，林晚星正在贵州雷山县参加 “大山里的艺术教室” 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新教室里开心地吹芦笙、画画，她的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检测到宿主主导的 “新星导演计划” 第四部作品《大山里的课堂》上映成功，真实还原乡村教育现状，推动乡村艺术教育公益实践，获得观众、行业及社会机构高度认可，触发 “乡村教育主题电影成功” 奖励。】
【获得奖励：积分 28000 点、爱意值 20000 点（来自社会各界认可、公益影响力、行业好评）。当前剩余生命值：1802 天 5 小时（此前 1782 天 5 小时 + 20 天 = 1802 天 5 小时）。】
【解锁新任务：【1 年内，发起 “乡村艺术教育联盟”，联合 100 家企业、50 所高校、200 名艺术家，在全国 100 个县建设 “艺术教育基地”，开展 “乡村孩子艺术素养提升计划”，让更多乡村孩子接触优质艺术教育】，任务奖励：积分 42000 点、爱意值 30000 点，解锁 “国家乡村振兴局合作权限”（可参与国家级乡村教育公益项目）。】
林晚星站在 “艺术教室” 的窗边，看着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嬉戏，手里拿着刚画好的 “未来家乡” 画作 —— 有的画里，大山里建起了美术馆；有的画里，乡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孩子一起唱歌；还有的画里，小花的刺绣作品挂在了国际展览的墙上。
“《大山里的课堂》的成功，不是因为它有多高的票房，而是因为它真正‘触碰到了人心’。” 林晚星对身边的赵伟说，“它让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让更多孩子获得艺术的机会，这种社会价值，比任何荣誉都珍贵。”
赵伟点点头，目光落在教室里的 “支教日志” 上 —— 那本泛黄的日志，如今被放在玻璃展柜里，旁边摆放着小花的铁盒子画笔、阿笙的芦笙，还有孩子们的画作。“这本日志记录了最初的感动，而电影让这份感动传递得更远。” 他说，“未来我想继续拍乡村题材的电影，讲述更多‘大山里的故事’。”
当天下午，林晚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组 “艺术教室” 的照片，配文：“《大山里的课堂》不是终点，而是‘用艺术点亮乡村教育’的起点。每一个乡村孩子都值得拥有艺术的机会，每一份对教育的热爱都值得被尊重。期待更多人加入我们，一起为大山里的孩子搭建‘艺术的桥梁’。”
照片发布后，迅速获得了网友的点赞和转发。有网友留言：“愿意捐赠画笔，怎么联系？”“想报名支教志愿者，需要什么条件？” 还有网友分享了自己 “教乡村孩子画画” 的经历，评论区变成了 “公益交流的平台”。
林晚星看着这些温暖的留言，更加确信：内容的价值，不仅在于 “被观看”，更在于 “被行动”。《大山里的课堂》用一部电影的力量，让 “乡村艺术教育” 从 “小众议题” 变成 “社会共识”，让更多人用实际行动守护大山里的希望。而她，也将带着这份初心，继续在 “内容 + 公益” 的道路上前行，用更多有温度的作品，传递美好，延续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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