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

九岁的我，像一根被屋檐压弯的芦苇，瘦、长、随时会折。

家里的灯管嗡嗡作响，像垂死的蛾子，父亲一抬手就能把光拍碎。

母亲更轻了，她学会在沉默里绣花，灰蓝色的牵牛花，开在内裤松紧带、口罩里层、桌布边缘——

一律朝里长，像不肯见太阳的喉咙。

三年级要写“周记”，每篇末尾得填“本周最开心的事”。

我总画一个黑圆圈。林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来一颗橘子：“写不出就写‘今天没哭’，也算。”

我攥着橘子回教室，一路捏得稀烂，汁水从指缝渗出，甜得令人愤怒——

原来有人可以这样轻易允许我“开心”。

父亲失业那年，冬天提前一个月来临。暖气片坏了，他拿扳手敲，敲着敲着就砸向母亲。我躲到阳台，看对面楼的小孩放纸飞机，白的、红的，在灰天下转圈，像被冻住的鸟。

夜里，母亲把一条围巾围到我脖子上，呢料下藏着她的指纹，青紫交叠。她没说话，我却听见她骨头里下雨，淅淅沥沥，下在我整个童年的屋檐。

我偷偷把存折从她棉袄内袋抽出，数字短得可怜：218.50。

第二天起，我提早一小时起床，去巷口“老赵馒头”搬笼屉，蒸汽像逃命的云，一小时换来两个馒头和五块钱。硬币被我埋进书包夹层，像埋不会发芽的种子。

一周后，我攒到三十五块，去电器城给母亲买一只玫红色电热水袋，拙劣的牡丹花，像打肿脸的春天。她接过，没笑，只把热水袋捂在胃部，那里常年积着一团雨云。夜里，我听见她房间传来极轻的呜咽，像猫把奶打翻在棉被上，湿、热、无法收拾。

期中考试，我的数学跌到倒数第三。父亲去开家长会，回来时拎着我的考卷，分数被红笔划破，像半闭的眼睛。

他让我跪在客厅，把卷子顶在头上，一滴汗沿鼻梁滑到“59”，把数字晕成一只蝌蚪。

每骂一句“赔钱货”，他就把我推去撞一次墙，背脊与石灰交换温度，我听见骨缝发出轻微的“咔”，像有什么东西悄悄错位，又悄悄合上。

夜里，我躲进衣柜，把热水袋的电线缠在手腕上，塑料插头抵着脉搏，像一条冰凉的小蛇。

我没有按下开关，只是静静数心跳：一百、一百零一、一百零二……

数到三百，我松开手，把插头放回母亲枕边，像归还一场未遂的暴风雨。

月光从排气扇漏进来，一条银线，割开黑暗。

我对着镜子，把额头的淤青涂成一颗星，用铅笔描边，再擦淡。

镜里的女孩也望着我，眼睛像两口枯井，却第一次浮起一点微光——

那不是希望，是火种，

是九岁的我，

在墙缝里，

偷偷为自己点的一盏，

长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