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的例会结束时，窗外已经飘起了细雪。11月的北京，寒风裹着雪粒子打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可会议室里却暖融融的——刚讨论完下期校刊的选题，社长把一叠打印好的征稿启事递给我：“林素，你写的《燕园冬思》反响特别好，这期校刊想让你再写一篇关于乡村教育的短评，教授说你的视角很特别。”
我接过征稿启事，指尖触到纸页上“乡村教育”四个字，心里猛地一动。上次在图书馆看到的那本乡村教育书籍，那些关于小镇孩子求学难的文字，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抬头对社长笑了笑：“好，我一定好好写，争取下周给您。”
走出会议室，雪下得更大了。未名湖结了薄冰，博雅塔的轮廓在雪雾里若隐若现，几个学生裹着厚棉袄在湖边拍照，笑声顺着风飘过来。我紧了紧围巾，心里却不像这天气般清冷——自从决定以后要回家办学校，每一次和“乡村”“教育”相关的机会，都像一束微光，引着我往更清晰的方向走。
回到宿舍，桌上放着一封家里寄来的信，是强子写的。我赶紧拆开，信纸被他折得整整齐齐，字迹比之前工整了不少：“姐，我这次期中考试考了全班第三！王老师说我有希望考上县一中，但是最近班里有几个同学说我姐在北大‘耍手段’，还说你不让苏婉清上学是‘心狠’，我跟他们吵架了，把你给我的奖状都带去了，他们就不说话了……”
看到“吵架”两个字，我心里一紧，赶紧往下看：“姐你别担心，王老师后来找他们谈话了，说那些都是顾明远瞎编的，还在班里读了你给我的信，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靠自己考上北大的，都跟我道歉了。对了，爸最近在工地涨工资了，妈说要给你寄毛衣，让你在北京别冻着……”
我捧着信纸，眼眶慢慢热了。强子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只会要新书包的小屁孩，学会了为我辩解；爸涨了工资，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王老师还在帮我澄清谣言——这些细碎的好，像暖炉里的炭火，一点点焐热了我前世留下的伤疤。
我立刻给强子回信，告诉他别为了别人的闲话吵架，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还跟他说我在北大参加了文学社，发表了文章，等放假回去带他看校刊。我还特意在信里叮嘱妈，不用给我寄毛衣，北京的冬天有暖气，让她把钱留着给自己买件新棉袄。
写完信，我想起之前教授提到的“全国大学生乡村教育论坛”，下个月要在北师大举办，教授说可以推荐我去参加。我翻出教授给的论坛资料，里面写着“探讨乡村教育现状与未来方向”，还有不少高校的学者和一线乡村教师会参加。
这是个好机会！不仅能学到更多关于乡村教育的知识，还能认识志同道合的人，说不定还能为以后办学校积累资源。我立刻拿着资料去找教授，教授见我主动来问，笑着说：“我就知道你会感兴趣，你的短评写得很有思考，正好可以把你的想法带到论坛上，跟大家交流交流。”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一边写校刊的短评，一边准备论坛的发言材料。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泡在图书馆查资料，从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实践，到现在偏远地区的教学案例，记满了两个笔记本。室友们见我忙，主动帮我占图书馆的位置，李梅还帮我改短评的措辞：“这里可以加个你老家的例子，更真实。”
短评发表那天，校刊被一抢而空。我在食堂吃饭时，听到两个女生在讨论：“你看林素写的《乡村的孩子需要什么》，说得太对了！我老家那边的小学，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另一个女生说：“她还提到要‘让知识走回家乡’，我以后也想回老家当老师！”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满是成就感。原来我的文字，真的能影响别人，真的能为乡村教育做一点小事。
论坛举办那天，我起了个大早，穿上妈给我做的蓝色棉袄，背着装满资料的书包去了北师大。论坛现场坐满了人，有白发苍苍的教授，有穿着工装的乡村教师，还有和我一样的大学生。我找了个靠前的位置坐下，手里紧紧攥着发言提纲。
轮到我发言时，我深吸一口气，把自己在小镇的经历、看到的乡村教育问题，还有对未来办学校的想法，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我来自一个偏远小镇，小时候看到很多同学因为家里穷、没老师，早早辍学打工。我自己差点因为被人抢了录取通知书，一辈子困在小镇……我希望以后能在家乡办一所学校，让每个想读书的孩子，都有书可读，都能走出家乡，再回来建设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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