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四:削藩固本
景翊功成身退,其确立的文武分途及党组织深入基层的体系,已成为立宪大唐稳固的基石。接替他出任内阁首相兼大唐立宪党主席的,是原黔州刺史谭贵。谭贵以干练务实、勇于任事著称,他上任后,将目光投向了帝国版图上最后一块可能滋生地方割据苗头的区域——节度使制度。
尽管自太宗立宪以来,中央权威空前加强,军队国家化程度极高,但历史上为应对边疆压力而设立的节度使,尤其是在高宗朝首相王可可灭亡阿伦黛尔、奥兹、史蒂芬三国后,为安抚当地、维持稳定而设立的阿伦黛尔节度使、奥兹节度使与史蒂芬节度使,依然保留着一定的名义上的地方权力和少量旧有部曲。这些职位虽已远不如唐中期藩镇割据时那般权重,但在谭贵看来,仍是与“军队归议会领导”、“地方由中央直辖”的立宪精神相悖的隐患,也是李唐皇室内心深处一直希望彻底解决的旧制残余。
谭贵决心完成这“最后一公里”的集权改革。他精心筹划,首先在立宪党内达成共识,继而与议会各党派充分沟通,阐述了彻底裁撤节度使、完全实现中央直接管辖对于国家长治久安、避免历史重演的必要性。这一提议得到了广泛支持,尤其是军队系统,坚决拥护将一切武装力量彻底收归中央军委统一指挥。
随后,谭贵觐见唐宣宗李忱,详细陈明利害。他指出,裁撤节度使非但不是削弱皇权,反而是彻底铲除可能威胁皇权的潜在地方势力,是“固本强基,永葆李唐”之举。早已适应立宪君主角色、且对历史教训心有戚戚的李忱,深知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更符合皇室长远利益,遂欣然批准。
于是,一场波澜不惊却影响深远的“削藩”行动展开:
1. 和平赎买,优容致仕: 朝廷对所有在任节度使,包括那三位异域节度使,均予以极高规格的礼遇。赐予长安、洛阳等地的豪华田宅、大量金银绢帛以及歌儿舞女,保障其极尽荣华的退休生活,并保留其节度使的荣誉封号,允其世代传承,以示不忘其旧功。但条件是其必须离开原辖地,交出所有兵权及地方管理权,赴京荣养。
2. 收归兵权,改建行政: 所有节度使麾下名义上的军队、部曲,一律由中央军委派人接收、整编,融入国家正规军体系。同时,在原节度使辖地,进行行政区划改革:
· 撤阿伦黛尔节度使辖区,设阿伦黛尔道,置经略使、观察使等流官,由中央直接派遣。
· 撤史蒂芬节度使辖区,设史蒂芬州,置刺史、别驾等职。
· 撤奥兹节度使辖区,设奥兹州,置知府、同知等职。
这些新设的道、州长官,均由内阁根据议会决议任命,对中央负责,彻底实现了与地方豪强、旧部势力的切割。
3. 铁路贯通,加强联系: 为彻底巩固新领土,谭贵内阁大力推动交通建设。利用太宗朝雷毅火奠定的蒸汽机车技术基础,投入巨资,将铁路干线一路向西、向北延伸,直接修筑至阿伦黛尔道首府、史蒂芬州治所以及奥兹州境内。钢铁脉络的贯通,极大地缩短了中央与边疆的距离,加速了物资流通、军队调动和文化融合,使得这些新归之地与帝国核心区域紧密相连,再无分离之患。
谭贵的“削藩固本”之策,以最小的代价,彻底清算了自安史之乱后困扰大唐百余年的节度使问题残余,并将王可可时代开拓的疆域真正消化、巩固为大唐不可分割的行政区划。此举标志着立宪大唐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帝国政令真正畅通于四海。后世评价,谭贵此功,不亚于开疆拓土,是立宪制度优越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
(番外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