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博物馆的档案室里，阳光透过百叶窗切成细条，落在陈知远的橡胶园账本上。沈砚之戴着白手套，指尖划过民国三十五年的收支记录，眉头越皱越紧——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核对数据，每一次都能发现新的疑点。
“晚星，你看这里。”沈砚之指着账本上“11月支出”那一页，“记载着‘橡胶滞销，亏损银元八十块’，但下面附的销售单据上，实际卖出的橡胶数量是记载的三倍，按当时的市场价算，这月不仅没亏，还盈利了五十块。”
林晚星凑过去，指尖点在单据边缘的墨渍上——那是陈知远特有的标记，每次记录重要数据都会留下一点。“他为什么要故意记成亏损？”她翻到前几个月的记录，发现类似的“矛盾”不止一处：民国三十五年7月，账本写“运输费超支二十块”，但运输行的收据显示费用刚好结清；9月更是直接删掉了一笔“侨胞捐赠的三十块”，只在页边用铅笔轻轻画了个“工”字。
“或许和当时的侨胞税务有关。”沈砚之突然想起前几天在档案馆看到的资料，立刻拿出手机翻找，“你看，民国三十五年南洋当局颁布了《侨胞产业重税法》，橡胶园盈利超过一百块就要缴纳三成重税，还会额外征收‘工人安置费’——很多园主为了避税，都会故意做低盈利。”
林晚星猛地抬头：“你的意思是，陈先生故意记亏损，是为了帮工人避税？”她快速翻到账本最后几页，果然在空白处看到一行小字：“税银若缴，工人薪资便无，宁我背债，不亏众人。”字迹被墨水盖过，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显然是陈知远怕被税务官查到，特意隐藏的心里话。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两人立刻赶往槟城历史档案馆。管理员听完他们的来意，从库房里调出了民国三十五年的橡胶园税务档案，翻到“永记橡胶园”那一页时，林晚星的呼吸都屏住了——档案上写着“全年亏损，免征重税”，但附的税务稽查员备注里，却有一行被划掉的字：“园主陈知远神色坦荡，然账目疑点颇多，暂查无实证。”
“这就对了！”沈砚之指着备注，“稽查员其实怀疑账目有问题，但陈知远没拿工人的利益做手脚，所以没找到‘逃税’的实证。他宁愿自己背着‘高利贷还不起’的名声，也要护着工人不被重税压榨。”
走出档案馆时，夕阳正斜照在对面的骑楼上，林晚星握着账本的手微微发烫。她想起阿福伯说的“陈先生自己吃红薯，也不欠工人工资”，想起李振海日记里的“木箱里装着工人的饭碗”，突然觉得鼻子发酸——陈知远从来没说过自己的牺牲，却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了账本的数字里，藏在了对工人的守护里。
“我们去告诉阿福伯吧。”林晚星转头看向沈砚之，眼里闪着光，“他守了这么多年，该知道陈先生当年的苦心了。”
两人驱车再次赶往橡胶园旧址，阿福伯听到真相时，正坐在蓝花楹树下编竹篮。老人手里的竹条突然掉在地上，他抬起布满皱纹的手，抹了把眼睛：“我就知道，陈先生不是那种会做假账的人……他是为了我们啊！”
夕阳透过蓝花楹的枝叶，落在阿福伯颤抖的手上，也落在林晚星手中的账本上。那些曾经看似冰冷的数字，此刻都变成了最温暖的牵挂——陈知远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了他想守护的人，而这份守护，终于在几十年后，被他们一点点揭开，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欠高利贷的园主”，其实是个最温柔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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