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1月2日,星期天,早安,陌生人。
''我们好像很讨厌等。等雨停,等公交,但我们好像又很喜欢等,等以后,等有钱,等有时间,我们的一生都在等待,但我们的一生不能只等待,因为等,等不来春风得意,等不到功成名就,等不起岁月无情…
你是否已经释怀了?
今日话题'等'
我一直觉得,“等”这个字,是有温度的。它不像“走”那样急切,也不像“停”那样决绝,它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像一条被时间拉长的线,一端系着你,另一端,系着你盼的那个人、那件事。线的质地会变,有时是童年棉袄上柔软的棉线,有时是少年信笺上纤细的横线,有时是成年后攥在手心、被汗水浸得发潮的棉线——可无论怎样,它总牵着点什么,让你愿意站在原地,多等一会儿。
冬天的傍晚,天色暗得比钟表走得还快。我趴在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下的石墩上,指尖抠着石缝里的冻泥,耳朵却像雷达似的,捕捉着远处传来的自行车铃声。风是裹着冰碴儿来的,顺着棉袄的领口往脖子里钻,我缩了缩肩膀,把下巴埋进围巾里——那围巾是母亲织的,藏青毛线,洗得有些发白,却带着刚晒过太阳的暖。胡同里的人家陆续亮起灯,窗玻璃上很快蒙了层薄雾,从里面飘出炒菜的香味,有的是酱油焖肉的醇厚,有的是葱花炝锅的清爽,最勾人的是对门张奶奶家的糖炒栗子香,甜丝丝的,裹着热气,往我鼻子里钻。我踢了踢脚边的小石子,石子滚到墙根,撞在一只破了口的陶罐上,发出“咚”的轻响。心里有点发慌,父亲说“六点准回”,现在墙上的挂钟该敲过六下了吧?
就在我盯着地上的蚂蚁洞发呆时,“叮铃——”一声脆响,像颗小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里。我猛地抬头,看见巷口拐进来一个熟悉的身影:父亲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劳动布外套,肩膀上落了层薄薄的雪,自行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包,随着车轮的转动轻轻晃。我立刻从石墩上跳下来,跑过去时,棉鞋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丫头,冷不冷?”父亲停下车,伸手摸了摸我的脸,他的手粗糙,带着外面的寒气,却把我的脸颊捂得发烫。他把我抱到后座上,用自己的围巾再裹我一圈,那围巾上有煤烟味,还有淡淡的机油味——他在厂里修机器,手上总沾着这个味道,可我觉得安心。自行车碾过积雪时,雪粒会溅到我的裤脚,凉丝丝的,可父亲的后背挡住了风,我贴着他的后背,能感觉到他胸腔里的心跳,沉稳得像老槐树的根。回到家时,母亲正把炸酱面端上桌,酱是用五花肉丁炸的,油亮亮的,上面撒着葱花,父亲从布包里掏出一颗水果糖,糖纸是玻璃纸的,映着灯光,闪着彩色的光。我捏着糖,看着面条上的热气袅袅升起,忽然觉得,等再久也值。
上了中学,我开始等一封信。那时候教室后墙的黑板报是我负责的,每周五要更新,有一次画到一半,彩色粉笔用完了,我急得蹲在地上翻粉笔盒,一只手递过来一盒天蓝色的粉笔,指尖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用这个吧,我多带了一盒。”说话的是隔壁班的男生,叫林屿,我见过他在操场打篮球,也见过他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写作业,他写字很好看,笔锋带着点劲,不像我的字,软趴趴的。那天之后,我们偶尔会在走廊碰到,他会跟我点头打招呼,我则会赶紧低下头,假装看鞋底。直到一次月考,老师让我们交换批改语文试卷,我拿到的正好是他的,作文结尾那句“风会记得花的香”,让我愣了好久。我在试卷上写下“文笔很细腻”,后面画了个小小的笑脸,他拿回试卷时,抬头朝我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阳光落在他的睫毛上,像撒了层金粉。
后来我们开始通信。他用的信封是浅灰色的,带着细格子纹路,邮票总贴在右上角,是那种风景邮票,有时是黄山的云,有时是西湖的水。我每次把信放进学校门口的绿色邮筒时,都会轻轻拍一下邮筒壁,好像这样信就能走得快一点。等信的日子,我总绕路去传达室,假装去拿班级的报纸,眼睛却在那摞厚厚的信件里扫来扫去。传达室的老王师傅总坐在藤椅上看报纸,见我来,就笑着掀了掀老花镜:“又来等信啊?”我脸一红,拿起报纸就跑,跑到拐角处,才停下来,偷偷回头看——要是老王师傅手里拿着那封浅灰色的信封,我就会心跳加速,脚步都变轻。
有一次,我等了快两周都没收到信,心里像空了一块。那天下午下着小雨,我撑着伞去传达室,老王师傅说“今天没你的信”,我站在门口,雨水顺着伞沿滴下来,打在我的鞋尖上,凉得刺骨。老王师傅看我没走,从屋里端出一杯热水,“丫头,喝点暖身子,说不定明天就来了。”水杯是搪瓷的,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水有点烫,我捧着杯子,指尖传来的温度,慢慢暖到了心里。第二天早上,我果然在传达室拿到了信,信封边角有点湿,大概是被雨淋到了,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纸是稿纸,上面有几处墨水晕开的痕迹,他说“最近在准备物理竞赛,没来得及写信”,后面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太阳。我把信纸贴在胸口,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像揣了只小兔子,蹦得又快又欢。后来我们考上了不同城市的高中,信越来越少,最后一封,他说“祝你前程似锦”,没有署名,只有一个小小的太阳。多年后同学聚会,我在饭店门口见到他,他身边站着个穿米白色连衣裙的女生,手里捧着一束向日葵,他看见我,还是笑了笑,露出小虎牙,却没多说一句话。回家的路上,我想起那些等信的日子,想起老王师傅的热水,想起信纸里的太阳,忽然觉得,那些等待本身,比信里的字更珍贵——那是我第一次,那样热烈地盼着一件事,那样纯粹地喜欢一个人。
大学的时候,我等的是一个答案。那年夏天,社团招新,我报了策划部,面试我的是部长陈默。他穿一件白色的T恤,牛仔裤,头发有点卷,说话的时候,眼睛会看着你的眼睛,认真得让人不敢走神。我紧张得手心冒汗,连准备好的自我介绍都说得颠三倒四,他却笑着说“没关系,我第一次面试也这样”,然后递给我一瓶冰镇的矿泉水,瓶身上凝着水珠,我握在手里,冰凉的触感让我慢慢平静下来。
后来我们一起熬夜做活动策划,办公室的空调有点凉,他会把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肩上,外套上有淡淡的洗衣液香味,像阳光晒过的床单。我们会在凌晨一点去食堂吃夜宵,食堂的糖醋排骨是招牌,他总把自己碗里的排骨夹给我,说“你瘦,多吃点”,然后自己加两勺辣椒,吃得额头冒汗。有一次,我们在校园的小路上散步,月亮很圆,把影子拉得很长,他忽然停下来,看着我说“我有话想对你说”,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屏住呼吸,等着他往下说。可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我会给你答复的”,然后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树影里。
从那以后,我开始等。我等他的微信,手机放在枕头边,一有消息提示就立刻点开,可大多是群里的通知;我等他的电话,课间十分钟都盯着手机,生怕错过;我甚至等他出现在教室门口,每次上课前,都会往门口看好几眼,直到老师走进来,才失望地低下头。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碰到他,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本专业书,我走过去,想跟他打招呼,却看见他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一个女生的头像,备注是“阿瑶”。我立刻停住脚步,悄悄退了出去,图书馆的空调风很凉,吹得我眼睛发酸。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再出现在社团办公室,不再去食堂吃夜宵,甚至在校园里碰到,也会绕着走。直到毕业那天,学校的大礼堂里,毕业生们穿着学士服,互相拍照留念。我站在人群里,看见他走过来,身边跟着那个叫“阿瑶”的女生,女生穿着粉色的学士服,手里捧着一束满天星,他手里拿着相机,正帮她拍照,笑得很温柔。他转头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冲我笑了笑,没有解释,也没有答案。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心里的那块石头落了地——不是释然,是明白,有些等待,从一开始就没有结果。那天晚上,我在宿舍楼下的长椅上坐了一夜,露水打湿了我的学士服,凌晨的时候,有晨跑的同学经过,脚步声很轻,天慢慢亮起来,东方泛起鱼肚白,我摸了摸脸上的泪,忽然觉得,其实我等的不是答案,是那个敢喜欢、敢期待的自己。
工作以后,我等的是一个机会。刚入职的时候,我坐在办公室最角落的位置,桌子上堆着一摞摞要打印的文件,电脑是旧的,开机要等三分钟。每天的工作就是打印、复印、整理数据,偶尔帮同事端杯咖啡,听他们讨论项目方案,心里既羡慕又着急。我不甘心只做这些,每天下班后,都会留在办公室,看同事们做的方案,学习他们的思路,把不懂的地方记在笔记本上,周末去培训班学PPT设计,去图书馆借市场营销的书,地铁上挤在人群里,也会拿出手机看行业案例。
我等了三年。这三年里,我做了无数个方案,有的石沉大海,有的被打回重改。第一次给领导交方案时,我紧张得手指都在抖,方案册的边缘被我捏得发皱。领导翻了几页,抬头说“再想想用户需求”,语气很平淡,却像一盆冷水,浇得我浑身冰凉。我回到座位上,把方案摊在桌子上,一页页地看,眼泪忍不住掉下来,滴在纸上,晕开了墨迹。旁边的同事李姐递过来一张纸巾,纸巾上有淡淡的柠檬味,她说“别灰心,我第一次交方案,被打回了五次呢”,然后坐下来,跟我一起分析用户需求,直到天黑。
后来,领导终于把一个重要的项目交给了我,是一个新产品的推广方案。我兴奋得一夜没睡,连续熬了三个通宵,把方案改了又改,连标点符号都反复检查。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推广效果远低于预期,领导在会议上批评我,说我“太想当然,没有考虑实际情况”。散会后,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看着窗外的灯火,那些灯光很亮,却照不进我的心里。我拿出手机,翻到母亲的号码,想跟她哭一场,可拨号的时候,又挂了——我不想让她担心。那天晚上,我在茶水间泡了一杯速溶咖啡,咖啡很苦,没有放糖,我一口一口地喝,忽然明白,等待不是坐着等机会上门,而是在等待的过程中,让自己变得配得上机会。
从那以后,我不再只是等。我主动跟同事请教,去市场上做调研,甚至跑到竞品的门店,假装顾客,观察他们的服务;我报名参加行业峰会,拿着名片跟陌生人交换,哪怕对方只是礼貌性地回应;我把之前失败的方案找出来,一页页分析问题,写成总结报告,贴在办公桌前。慢慢地,我的努力有了回报——领导开始让我参与更重要的项目,同事们也愿意跟我合作,有一次,我做的方案被评为“季度最佳方案”,站在领奖台上,我看着台下的灯光,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坐在角落里,偷偷看方案的自己,心里满是感慨。原来,等待和争取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等待是积蓄力量,争取是让力量有地方释放。
后来,我等的是一个人回来。那天我正在外地出差,开着会,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哥哥打来的。我走出会议室,接起电话,哥哥的声音很着急:“妈住院了,要做手术,你赶紧回来。”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文件夹掉在地上,里面的资料散了一地。我跟领导说了声“抱歉”,就往机场赶,出租车里的广播在放一首老歌,是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我听着歌词,眼泪忍不住掉下来——小时候,母亲总在我睡觉前唱这首歌,她的声音很轻,像羽毛,拂过我的脸颊。
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进了手术室,手术室的灯亮着,红色的“手术中”三个字,刺得我眼睛疼。哥哥坐在长椅上,手里捏着一张缴费单,头发乱糟糟的,看见我来,说“医生说手术要做八个小时,别担心,妈身体好”。我坐在他旁边,长椅很凉,我把外套脱下来,垫在身下,还是觉得冷。手术室外的走廊很静,只有护士偶尔走过的脚步声,还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我想起小时候,我发烧,母亲抱着我去医院,那时候的路没有现在好走,她走得很快,呼吸很粗,却把我抱得很稳;想起中学时,我晚自习回家,总能看到母亲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件外套,说“外面冷,穿上”;想起大学时,我放假回家,母亲在车站等我,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我爱吃的红烧肉,还冒着热气。
八个小时,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我站起来,在走廊里来回走,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天空,从亮到暗,又从暗到亮。有一次,手术室的门开了,我立刻跑过去,却只是护士出来拿东西,她笑着说“别着急,手术很顺利”,我点点头,心里却还是慌。直到凌晨三点多,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说“手术很成功,放心吧”。我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腿一软,差点摔倒,哥哥赶紧扶住我。
母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我坐在病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凉,皮肤松弛,上面有很多皱纹,那是为这个家操劳的痕迹。“饿了吗?”母亲的声音很轻,像蚊子叫,我赶紧点头,“我去给你买粥。”医院门口的粥店刚开门,老板很热情,问我“是给病人买的吧?”,然后多放了一勺糖,说“病人吃点甜的好”。我端着粥回到病房,母亲靠在枕头上,我用勺子舀起粥,吹凉了,喂到她嘴边,她吃了一口,笑了,嘴角沾了点粥粒,我用纸巾轻轻擦掉,忽然觉得,原来我也可以成为她的依靠,原来等待也可以是守护。
现在,我等的是自己。人到中年,日子不像以前那样匆忙,我开始学会放慢脚步。周末的早晨,我会早起,磨一杯手冲咖啡,咖啡豆是朋友从云南寄来的,带着淡淡的果香。我看着咖啡豆在研磨机里变成粉末,然后把粉末放进滤杯,热水慢慢浇下去,咖啡液一滴一滴地落在杯子里,像时间在慢慢流淌。我把咖啡放在窗边,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落在咖啡杯上,反射出小小的光斑。我坐在沙发上,拿起一本书,却不着急看,只是看着咖啡上的泡沫慢慢消散,听着窗外的鸟叫,心里很平静。
我喜欢去旅行,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行程排得满满的,而是找一个安静的小镇,住下来。有一次,我在山顶等日出,凌晨四点就爬起来,裹着厚厚的外套,坐在一块石头上。风有点大,吹得我头发乱了,我却不觉得冷——远处的天空慢慢变亮,从浅粉色到橙色,再到金色,最后,太阳跳出地平线,把整个山谷都照亮了。我看着那轮太阳,忽然觉得,原来等待日出的过程,比日出本身更让人难忘。还有一次,我在院子里种了几棵向日葵,每天早上都去看它们,看着它们从幼苗慢慢长高,长出花苞,直到有一天,第一朵向日葵开花了,花瓣是金黄色的,上面沾着露珠,在阳光下闪着光。我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母亲,她很快回复“真好看”,后面加了个笑脸。
我常常想,如果人生是一条长长的路,那么“等”就是路边的驿站。它不是终点,也不是起点,而是让你停下来,看看风景,整理心情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等的是一个人,等他出现,等他回应,等他陪我们走一段路;有时候,我们等的是一件事,等机会到来,等结果出现,等梦想实现;有时候,我们等的只是自己,等自己长大,等自己成熟,等自己和过去的遗憾和解。
等不是被动的煎熬,而是主动的选择。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保留一点耐心,一点温柔,一点对未来的期待。就像小时候等父亲回家,等的是温暖;中学时等信,等的是欢喜;大学时等答案,等的是成长;工作时等机会,等的是蜕变;后来等母亲,等的是守护;现在等自己,等的是从容。
我知道,未来还有很多等待在等着我,可能是一场雨,可能是一朵花,可能是一个久别重逢的人。但我不再害怕等待,因为我明白,每一次等待,都是和自己的对话,都是对生活的热爱。而那些在等待中经历的喜怒哀乐,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细节,最终会变成我们生命里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想起时,心里依然温暖。
等风来,等你爱,等来等去都等不到
但是这有些人和有些事儿.遇到了就不能放过
所以,今天的你释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