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灯,白得像手术刀。
江砚坐在那把焊在地上的铁椅子上,感觉自己像一块即将被解剖的组织。他没有被铐着,但冰冷的金属扶手,比任何手铐都更让他感到束缚。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劣质咖啡混合的、属于市局的独特气味。
他是在一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门口被带走的。没有反抗。他只是买了一包消炎药和一卷绷带,走出门,就看到了等在那里的两名同事。他们看着他,眼神复杂,像在看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江队,”其中一个年轻警察艰难地开口,“顾队让你回去。”
于是,他回来了。
门开了,顾霖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他没有穿警服,只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他把档案袋“啪”的一声摔在桌上,金属桌面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
“说吧。”顾霖拉开江砚对面的椅子坐下,身体前倾,十指交叉,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江砚,“昨晚,你在哪儿,干了什么?”
江砚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越过顾霖的肩膀,看着那面单向的观察镜。他知道,镜子后面有人在看,在听,在记录。他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都会成为呈堂证供,或者,成为钉死他自己的棺材钉。
左肩的伤口在止痛药效过后,又开始一波一波地传来灼热的钝痛。他换绷带时看过,那里青紫一片,肿得像个馒头。
“周筝在医院,刚脱离危险期。”顾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压抑着一头即将出笼的野兽,“她说是自己不小心摔倒,被玻璃划伤的。袭击者?现场勘查只发现你的指纹。江砚,你现在是在逼我把你当成头号嫌疑人。”
江砚终于抬起眼,看着顾霖的眼睛。“我没有伤她。”
“我知道!”顾霖的拳头猛地砸在桌上,档案袋都跳了起来,“我他妈当然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为什么会跟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搏斗?为什么会在同事赶到后,袭警逃逸?”
一连串的质问,像子弹一样射过来。
江砚的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不能说。他不能提晨曜,不能提白色鸢尾花粉,更不能提陆惘。一旦说出来,那个小小的证物袋就会被立刻收缴,然后以“来源非法”的理由被封存,永不见天日。周筝的伤,就白受了。
他的沉默,显然彻底激怒了顾霖。
“好,很好。”顾霖冷笑一声,他从档案袋里抽出一沓文件,一张一张地拍在江砚面前。
“这是你昨晚逃逸路线上的监控截图。超速,闯红灯,危险驾驶。”
“这是对你配枪的弹道检测申请。我们需要确认,你有没有在逃逸过程中开过枪。”
“这是你的停职报告。从现在起,你不再是临港市刑警队副队长。在你把所有事情解释清楚之前,你连警局大门都不能进!”
顾霖站起身,在狭小的审讯室里来回踱步,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狮子。
“江砚,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他停下脚步,双手撑着桌子,几乎是脸贴脸地对着江砚,“告诉我,你到底在查什么?把你知道的,你拿到的,全都交出来。我可以帮你把昨晚的事压下去,就说是特殊情况下的紧急行动。你还是我的副队,我们一起,按程序,把案子查清楚。”
这是一个交易。一个来自体制的、最后的善意。
江砚看着顾霖布满血丝的眼睛,那里面有愤怒,有失望,还有一丝他熟悉的、属于老警察的疲惫。他知道,顾霖是在保护他。
但他不能接受。
因为祁衡的那句话,他父亲的旧案,像一根毒刺,扎在他心里。所谓的“程序”,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被精心设计好的迷宫,只会把人引向那堵写着“为了大局”的墙。
他已经不相信这条路了。
“顾队,”江砚开口,声音沙哑,却很平静,“我不能说。”
顾霖的身体僵住了。他盯着江砚,眼神从愤怒,慢慢变成了某种深不见底的失望。
“为什么?”他问,声音轻得像耳语。
“因为有些鬼,不脱掉这身衣服,抓不到。”
审讯室里陷入了死寂。
很久,很久。久到江砚以为顾霖会一拳打过来。
但顾霖只是慢慢地直起身子,脸上所有的表情都消失了。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表格,一支笔,放在江砚面前。
“自己填吧。”他说,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停职自查申请。理由,个人行为失当,需要时间进行深刻反省。”
这是顾霖能给他的,最后的体面。不是被革职,不是被审查,而是“自请处分”。这给了他一个灰色的、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
江砚拿起笔。左肩的伤让他写字很困难,但他一笔一划,写得很稳。
姓名:江砚。
职务:副队长。
申请事由:……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放下笔。然后,他解下腰间的枪套,连同那把已经磨出光泽的92式手枪,一起放在了桌上。最后,是他的警官证。
他把那本深蓝色的证件,推到了桌子中央。
做完这一切,他站起身,看着顾霖。
“谢谢你,队长。”
顾霖没有看他,也没有看桌上的东西。他只是转身,拉开门,走了出去。门没有关,像是给他留了一条路。
江砚走出审讯室。走廊里,几个认识的同事看到他,都下意识地避开了目光。他能感觉到那些视线,像针一样扎在自己背后。
他一路走着,穿过熟悉的办公区,走下台阶,走出那栋他待了近十年的市局大楼。
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
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头顶那枚庄严的警徽。然后,他转过身,汇入了街上的人潮。
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江警官。
他只是江砚。一个脱了轨、独自追凶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