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博

朱佳怡在整理母亲的老衣柜时，指尖触到了一个硬壳相册。深棕色的皮质封面磨出了毛边，翻开第一页，泛黄的照片里，父亲朱建军穿着便服，正把一个半大的少年搂在怀里。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白衬衫，眉眼凌厉，却在看向父亲时，嘴角弯出一点腼腆的弧度——照片背景是城郊的孤儿院，铁门上还挂着褪色的“向阳”木牌。

“这是一博，你爸当年最宝贝的徒弟。”母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她靠在门框上，手里攥着个旧搪瓷杯，杯身上“缉毒先锋”的字样被岁月磨得只剩浅淡的轮廓，“那时候他才十五，在孤儿院发烧快烧糊涂了，是你爸把他背去医院，后来就天天往孤儿院跑，送书本送吃的，干脆认了干儿子。”

朱佳怡的指尖划过照片里少年的脸。王一博，这个名字她听了十几年，却只在父亲的葬礼上见过一次。那天她刚满十八岁，穿着一身黑裙站在殡仪馆的冷风里，看见这个比她高半个头的男人，跪在父亲的遗像前，肩膀抖得像风中的芦苇。他没哭出声，只把额头抵在冰冷的地面上，直到膝盖渗出血迹——那天来送别的警察都穿着便衣，没人戴警号，没人提任务，连父亲的悼词里，都只说“在执行特殊工作时不幸牺牲”。

“一一，”母亲走过来，轻轻拍了拍她的背，“下周溪溪她们约你吃饭，要是不想去，妈跟你一起在家煮面条。”

朱佳怡合上册子，摇了摇头。十八岁生日那天，她刚吹灭蛋糕上的蜡烛，就看见两个穿便衣的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父亲的警徽——那是她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出差”从来不是去开会，而是去跟藏在暗处的毒贩周旋。从那天起，生日成了她心里的刺，每年这天，她都会躲在房间里，把父亲留下的旧警服叠了又叠，指尖反复摩挲着衣领内侧绣的小字。今年她二十五岁，在一家出版社做校对，身边有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可每当深夜加班回家，看到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盏亮起，还是会想起父亲当年接她放学时，手里总攥着的那颗水果糖，糖纸永远是她喜欢的草莓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