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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自述

我生于一个寻常的官宦之家,却因身为女儿身,从落地那刻起,便注定了此生无法自主的命运。

那日,产婆将我抱出,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惋惜:“恭喜夫人,是位千金。”

我听见母亲虚弱地叹了口气,那叹息轻得像窗外飘落的柳絮,却在我心上压了一生。后来奶娘告诉我,父亲得知我是女孩后,连正院的门都没进,只吩咐了一句“好生照料”,便转身去了新纳的姨娘房中。

我名唤“蓁蓁”,取自《诗经》“桃之夭夭,其叶蓁蓁”。长大后我才明白,这个名字承载着父母对一株茂盛桃树的期许——开花、结果、枝繁叶茂,为家族带来繁荣。我存在的意义,从命名那刻便已注定。

三岁那年,弟弟出生了。

前院鞭炮声震耳欲聋,父亲开怀大笑的声音穿透重重院落。我被奶娘抱在怀里,远远看见父亲抱着那个裹在锦缎中的男婴,眼中是我从未见过的光彩。满月宴上,宾客盈门,而我因不小心在弟弟的襁褓旁多停留了片刻,便被嬷嬷急忙抱走。

“小姐,女娃不能靠近男丁,会带走福气的。”嬷嬷低声解释。

我不懂为何靠近自己的亲弟弟就会带走福气,但我知道从此以后,我住的院落离正厅更远了。

七岁,我开始学习女红。

教我刺绣的师傅很严厉,针脚稍有不对,戒尺就会落下。我的手指常常布满针眼,但母亲说这是必要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一定要有一手好针线,将来才能讨婆家欢喜。”

偶尔,我会躲在屏风后,听先生给弟弟讲课。“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些陌生的字句像另一个世界的光,我伸手,却触不可及。弟弟五岁便开蒙读书,而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女子识字,在家族看来并非必要,甚至可能成为祸端。

有一次,我偷偷拿起弟弟丢下的《千字文》,还没翻开,就被母亲撞见。她惊慌地夺过书,脸色苍白:“蓁儿,这不是你该碰的东西。若是让人知道我们家姑娘识字,你将来还怎么说亲?”

那本书被扔进灶膛,火光跳跃着吞噬了那些我永远无法认识的文字。我怔怔地看着,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尖锐的疼痛——不是因为戒尺,而是来自灵魂深处被生生割裂的一部分。

十三岁,我来了月事。

母亲带着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既欣慰又忧愁。她开始严格限制我的行动,我再也不能哪怕只是在自家的后花园里奔跑。每日的学习内容也变了,从女红扩大到如何行走、如何行礼、如何低眉顺目。

“女子一举一动,皆需端庄,”母亲反复叮嘱,“将来在婆家,一步错,步步错。”

我的世界缩小到只剩下一方院落,四角的天空变换着春夏秋冬,而我像一只被精心饲养的雀鸟,等待着被献出的那一天。

十五岁及笄礼后,提亲的人开始上门。

我躲在屏风后,听父母与媒人商议。他们讨论对方的家世、聘礼的多少,却无人问及我是否愿意。当朝侍郎的嫡次子最终被选定为我的夫婿——门当户对,于两家仕途都有裨益。

“李侍郎家的二公子,听说性情温和,是你的福气。”母亲这样告诉我。

大婚那天,凤冠霞帔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辞别父母时,我按照教导恭敬地磕头,一滴泪都没有流——好女儿不该在出嫁时哭泣,那会显得对娘家不留恋。

花轿摇摇晃晃,我透过盖头的缝隙,最后看了一眼生活了十六年的家。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从今往后,我不再是王家的女儿,而是李家的媳妇。这个身份将伴随我直到生命的尽头,甚至死后。

洞房花烛夜,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夫君。

他掀开盖头时,手很稳,眼神平静无波,像是在完成一项必要的仪式。他的确如传言般温文尔雅,但那种温和里带着疏离。我们像两个被安排在同一出戏里的角色,按照既定的剧本演完所有流程。

“安置吧。”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顺从地低下头,任由丫鬟为我卸下钗环。红烛高燃,映照着床榻上早生贵子的吉祥图案,而我心中一片冰凉。

成为李家媳妇的生活,与在娘家时并无本质不同,只是规矩更多,束缚更紧。

每日晨昏定省,我需第一个到婆婆房中请安,最后一个离开。婆婆是个严谨的贵妇,她教我李家的规矩,如何在各种场合行事,如何管理下人——尽管我并无实权,一切仍由她把控。

“为人妻者,当以夫为天。”这是婆婆最常说的话。

我的夫君忙于仕途,很少来我房中。即便来了,也多半是沉默地用膳,偶尔问几句家事,然后便是例行公事般的同房。我们之间最长的对话,发生在他纳妾之前。

“母亲的意思,张家的女儿不错,抬进来帮你分忧。”他用的是陈述句,而非询问。

我正为他斟茶的手微微一颤,热水溅出些许。但我很快稳住,恭顺地回答:“全凭母亲和夫君做主。”

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点了点头:“你向来懂事。”

懂事。这是对我十六年人生最好的总结。

妾室进门那天,我坐在主母的位置上,接受她的敬茶。那是个十六岁的姑娘,眉眼间还有未褪尽的稚气,看我的眼神带着怯懦。我忽然想起一年前的自己,也是这样忐忑不安地走进这个家。

我温和地接过茶,给了她一份见面礼——一对玉镯。婆婆赞许地看了我一眼,那是我第一次因为“大度”而受到肯定。

可是无人知道,当晚我对着铜镜,看着镜中那个端庄得体的少妇,忽然不认识她了。她的喜怒哀乐都被完美地隐藏在一张合乎规矩的面具下,连她自己都快要忘记面具下的真实模样。

十七岁那年冬天,我怀孕了。

整个李家都沉浸在喜悦中。婆婆亲自去寺庙还愿,夫君来看我的次数明显增多,虽然话题永远围绕着腹中的孩子。我被各种补品供养着,行动受到更严格的限制——不能快走,不能受凉,不能情绪激动。

那些深夜,我抚摸着日渐隆起的腹部,感受着里面的小生命拳打脚踢。这是第一次,有一个生命如此紧密地与我相连。我悄悄对着肚子说话,告诉它窗外飞过的鸟,檐下融化的冰——所有我不能亲身感受的美好。

然而这种隐秘的快乐很快被恐惧取代。临盆前一个月,婆婆郑重地对我说:“李家需要嫡孙。”

我明白这句话的重量。如果我生下女儿,那么接下来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妾室被送进来,直到嫡孙诞生。

产期来临那日,阵痛如潮水般席卷而来。我躺在产床上,汗水和泪水模糊了视线。稳婆和丫鬟们忙碌着,婆婆坐在外间等候,而夫君据说在书房——男子不宜进入产房,这是规矩。

疼痛持续了一天一夜,我觉得自己快要被撕裂。恍惚中,我听见稳婆焦急的声音:“胎位不正,怕是难产...”

那一刻,对死亡的恐惧压倒了一切。但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想到如果我走了,这个孩子会像我一样,在一个没有生母庇护的环境中长大吗?又或者,它根本来不及长大?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遵循稳婆的指示呼吸、用力。当婴儿的啼哭声终于响起时,我几乎虚脱。

“恭喜夫人,是位小公子!”稳婆喜气洋洋地报喜。

外间传来婆婆念诵佛号的声音。我被仔细清理干净,孩子被抱到我面前。他皱皱小小的,像一只红皮猴子,却让我泪流满面。

“李家有后了。”婆婆走进来,第一次亲手为我掖了掖被角,“你是我李家的功臣。”

功臣。因为我生下了一个男孩。

有了嫡孙后,我在李家的地位稳固了许多。虽然家中事务仍由婆婆掌管,但下人们对我更加恭敬,夫君也多了几分体贴。那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安稳的一段时光——如果忽略心底那个始终空着一块的地方。

儿子满月宴,宾客云集。我作为生母,本该是这场宴会的重要角色,但事实上,我连前厅都不能去。

“妇人不宜见外客。”婆婆轻描淡写地解释。

于是我独自坐在房中,听着前院传来的喧闹声。我的儿子被奶娘抱出去展示,接受所有人的祝福和赞美,而我这个赋予他生命的母亲,却连看他一眼都要等到宴会结束。

夫君进来时,脸上带着酒意和喜气:“父亲很高兴,给孩子取名‘文渊’,希望他博学多才,仕途深远。”

李文渊。我的儿子有了一个寓意深远的名字,而我将永远只是“李氏”或“渊儿他娘”。

“名字很好。”我微笑着说,亲手为他沏了解酒的茶。

他看着我,忽然说:“辛苦你了。”

就这么简单的四个字,竟让我眼眶发热。我急忙低下头,生怕被他看见瞬间软弱的自己。在男尊女卑的世界里,女子的一生似乎就在等待这样一句轻飘飘的认可,仿佛之前所有的牺牲和隐忍都值得了。

然而这点温情转瞬即逝。很快,他又恢复了往常的忙碌,而我的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儿子身上。

文渊一天天长大,从襁褓中的婴儿到蹒跚学步的幼童。他眉眼间有我的影子,这让我既欣慰又担忧——在这个家族里,太过像母亲的男孩未必是好事。

我亲自为他缝制衣裳,为他准备吃食,但按照规矩,他更多时候是由奶娘和丫鬟照顾。每次他来请安,时间都短暂得如同指尖流沙。

“母亲,先生今天夸我文章写得好。”五岁的文渊仰着小脸,骄傲地对我说。

我抚摸他的头:“渊儿真聪明。”

他很快被奶娘带走:“小少爷该去读书了,不能耽误功课。”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中满是矛盾。我盼望他成才,又害怕他成才——因为那意味着他将彻底融入这个男权世界,成为另一个“他们”中的一员,再也不会理解“我们”的处境。

文渊六岁开蒙读书后,来看我的时间更少了。先生教他“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他回来天真地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解释。

难道要告诉他,你的母亲正是这句话中被轻视的存在吗?

最终,我只能说:“先生教什么,你好好学便是。”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很快被新得的砚台吸引了注意力。那方砚台是父亲特意为他寻来的,上好的端砚,价值不菲。而对我的赏赐,往往只是一匹布或几件首饰。

文渊十岁那年,公公病逝,夫君承袭了爵位,我成了名正言顺的当家主母。然而这份权力来得太晚,也太过虚无——我依然不能随意出门,不能见外客,甚至不能独自决定一顿晚膳的菜单。

婆婆老了,将管家权交到我手中,但每一项决定仍需向她报备。而我那个曾经是妾室、如今已是贵妇的妹妹,也开始在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

李家就像一个小小的朝廷,而我身处其中,既无实权,又不得不参与各种明争暗斗。所有女人都被困在这个华丽的牢笼里,却还要为了有限的资源和地位互相倾轧。

我时常想起童年时读过的一句诗:“人生若只如初见。”可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纯粹如初。

文渊十六岁订婚,对象是另一个官宦之家的嫡女。我看着那个在屏风后羞怯低头的姑娘,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母亲觉得如何?”文渊问我,语气中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意气风发。

“很好,”我微笑着说,“门当户对,姑娘也端庄。”

他满意地笑了,那笑容如此明亮,刺痛了我的眼睛。他永远不会知道,在“门当户对”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女子被牺牲的人生。

婚礼筹备期间,我作为母亲理应参与,但所有重要决定仍由夫君和婆婆定夺。我唯一被允许做的,是为新媳妇准备几件见面礼。

我挑选了一对翡翠手镯,质地温润,一如我对这个即将踏入牢笼的姑娘那点无力的怜悯。

文渊成亲后,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升级为祖母,在家族谱系中又上升了一级,但依然没有自己的名字——我是“李母”,文渊孩子的“祖母”。

抱孙子的那天,我看着那个新生的小生命,忽然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这个孩子将会重复他父亲的人生,而若是个女孩,则将重复我的人生。一代又一代,我们像轮回的四季,看似变化,实则始终被困在相同的命运里。

晚年,我常常在佛堂度过漫长时光。并非我多么虔诚,而是那里是唯一可以让我暂时逃离各种身份的地方。在袅袅香烟中,我偶尔会想起童年时那个偷偷拿起《千字文》的小女孩,她眼中对知识的好奇光芒,早已在岁月中磨灭殆尽。

夫君先我而去。葬礼上,我作为未亡人身着丧服,接受吊唁。所有人都称赞我的贤德,说我将儿子教育成才,为李家延续香火。我平静地回礼,心中却无悲无喜。

他于我,更多是命运的安排而非情感的归宿。我们相敬如宾地走过一生,却从未真正了解过彼此。如今他先走一步,我倒觉得这是一种解脱——对他,也是对我。

文渊继承了家业,对我孝顺有加。但这种孝顺更像一种责任,而非发自内心的亲近。我们之间总是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那是母子身份与男女大防共同铸就的墙。

我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多在病榻上度过。文渊请了最好的大夫,用了最贵的药材,但我们都明白,大限将至。

弥留之际,我眼前闪过一生的片段:那个因是女孩而不被期待的新生儿,那个被剥夺识字权利的小女孩,那个在洞房花烛夜独自垂泪的新娘,那个因生下儿子而成为“功臣”的母亲,那个在孙子满月宴上不能出席的祖母...

我这一生,从未真正为自己活过一天。

恍惚中,我听见文渊和族老商议我的后事。

“母亲的后事一定要风光大办,”文渊说,“碑文就写‘李门王夫人’如何?”

“妥当,”族老赞同,“再刻上‘贤德淑慧’四字,彰显夫人一生品行。”

李门王夫人。原来到最后,我依然没有自己的名字。在家族的谱系中,我将是依附于夫家姓氏的一个符号,连墓碑都不会刻下我真正的名字——蓁蓁。

那个取自“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的名字,那个寄托着父母希望我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的名字。我确实做到了枝繁叶茂,为李家开枝散叶;我确实开花结果,履行了生育的职责。但蓁蓁这个人,这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女子,谁曾真正看见过?

意识渐渐模糊,我感受到生命正从这具苍老的躯体中流逝。如果有来生,我希望能生于一个女子可以被当做人而非工具的时代。我希望能读书识字,能自由行走,能拥有自己的名字——不仅在生前,更在死后。

最后一丝气息离开我的身体时,房间里响起哭声。我听见文渊哽咽着说:“母亲走了。”

他们将会把我葬入李家祖坟,墓碑上刻着“李门王夫人”,享年六十五岁。一个符合所有社会期待的贤妻良母的一生,就此落幕。

而蓁蓁,那个曾经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小女孩,那个曾在月下偷偷幻想过爱情与自由的少女,那个在产床上为儿子拼搏生命的母亲,那个在佛堂中寻求片刻安宁的老妇——她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被记住。

这就是我的一生,也是千千万万如我一般的女子共同的一生。我们来了,我们活了,我们走了,却不曾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如同春风拂过水面,涟漪散尽,再无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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