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

金笼账：权柄与铜扳指

狱窗的月光漏进来，落在我指间那枚磨得发亮的铜扳指上——这是我九岁那年，老家丁用半个月工钱给我买的，说“戴着它，冬天干活手能暖些”。彼时我和弟弟缩在破庙的草堆里，啃着发霉的窝头，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散得飞快，那点铜器的冰凉，竟成了寒夜里唯一的念想。如今隔着铁窗再摸它，倒比军机处案上乾隆爷赐的翡翠翎管更暖些。世人都盯着抄家清单上“二十亿两白银”的数字，骂我是“天下第一贪”，可他们忘了，我和珅这辈子，从不是为贪而贪——一半是被穷怕了想攥点实在东西，一半是替大清朝把快空了的国库填起来，既没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也没弄权乱政祸乱朝纲，反倒成了新帝立威的祭品。

我三岁丧母，九岁丧父，族人盯着父亲留下的那点副都统家产，像饿狼盯着肥肉。他们把我和弟弟赶出门时，连一件厚棉衣都没给，只扔了句“没爹没娘的野种，饿死也是活该”。若不是老家丁偷偷塞给我们半袋干粮，又带着我们跪在咸安宫官学门外求了三天，我恐怕早就冻毙在京城的雪夜里了。官学里的公子哥们穿着绸缎、佩着玉珏，见我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总故意把馒头扔在地上让我捡。我忍着气把馒头捡起来擦干净，夜里借着月光抄书，手指冻得流脓也不敢停——我太知道穷的滋味了，知道一块银子能买十斤米，能让弟弟多喝一碗热粥，能让我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那时候我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有足够多的钱，足够大的权，再也不让自己和在乎的人，受半分冻饿之苦。

乾隆三十八年，我凭着熟稔的满汉蒙藏四语、对财税律例的通透，被选入銮仪卫。第一次为乾隆爷牵马时，他随口问起《孟子》里“易其田畴，薄其税敛”的注解，满场侍卫只有我能对答如流，还顺便提了句“如今漕运亏空，正是因为税敛不均、盘剥过甚”。乾隆爷眼里闪过一丝赞许，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皇权的微光或许能照到我这卑贱的出身。后来他让我管国库，我看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亏空”二字，比当年在破庙里啃窝头还心焦——江南盐商偷税漏税成风，地方藩库被官员借空，连乾隆爷想修圆明园、下江南，都要顾忌朝臣说“劳民伤财”。我知道，他需要一个既能懂他心思，又能替他“填窟窿”的人，而我，就是那个人。

我接了盐政的差事，改“纲盐法”为“票盐法”，打破盐商巨贾的垄断，让普通商人也能贩盐，一年就把朝廷盐税翻了三倍；整顿漕运时，我力排众议改河运为海运，不仅把运粮成本降了四成，还让北方的粮价稳了下来，再也没出现过“千里饿殍”的惨状；推行“议罪银”制度时，我没兴大狱，只是让那些贪了小利的官员拿银子抵罪，既没动摇朝局，又让国库多了一笔应急的银子。乾隆爷赏我良田美宅、珠宝玉器，甚至把十公主嫁给我的儿子丰绅殷德，不是因为我会阿谀奉承，是因为他信我——信我不会像张廷玉那样倚老卖老，不会像阿桂那样只知打仗不懂理财，只会安安静静做他手里的“掌柜”，替他斩除财政的障碍，替他维持大清的体面。

可这“掌柜”的差事，终究是替人受过。我攒下的那些钱财，一半藏在恭王府的地窖里，是怕哪天失了势，又回到破庙啃窝头的日子；一半用来填补乾隆爷的用度——他要修四库全书，是我牵头筹款，没让户部追加一分赋税；他要安抚蒙古王公，是我带着珠宝绸缎去和亲，让蒙古部落安稳了十年；就连宫里的太监宫女，逢年过节我都要赏些银子，不是收买人心，是知道底层人过日子的难。我从没拉过一个党羽，没安插过一个亲信到要害部门，军机处的奏折我从不私扣，朝堂的争议我从不站队——我只对乾隆爷一个人负责，只做能让大清有钱、让百姓安稳的事。

乾隆爷老了，嘉庆帝要立威，我就成了最好的“祭品”。查抄恭王府那天，士兵翻出我藏在床底的木盒，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半个发霉的窝头、那枚铜扳指，还有一张我弟弟小时候的画像。他们以为我贪得无厌，却不知道我攥着那些银子，不过是想守住一点安全感；他们骂我“祸国”，却忘了是我让盐价降了、粮船快了、国库满了。被关在狱中的夜里，我摸着铜扳指，想起老家丁说“手暖了，心就不冷了”，突然觉得可笑——我替大清暖了国库，却暖不了自己的命。

嘉庆四年正月十八，赐死的白绫送来了。我看着那截白绫，又摸了摸怀里乾隆爷第一次赐我的玉坠，上面刻着“忠君”二字。我没反抗，也没辩解——我知道，嘉庆帝要的不是一个“贪官”的命，是要借着我的人头立威，借着我的家产填补国库。我不过是皇权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乾隆爷需要我时，我是“能臣”；新帝不需要我时，我就是“罪臣”。

临死前，我想起九岁那年的雪夜，老家丁把我护在怀里，说“孩子，熬过去就好了”。我熬过去了，从破庙里的冻饿少年，到紫禁城里的军机大臣，挣过，拼过，也贪过，虽死无憾。只是可惜，再也没机会给弟弟买一碗热粥，再也没机会告诉世人——我和珅不是个只会贪钱的奸臣，只是个想让自己、让国家，都能好好活下去的可怜人。月光冷了，我把铜扳指紧紧攥在手里，这一次，手暖了，心却彻底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