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萧氏：半生浮沉里的隋宫月色与唐宫风
世人总说我是“历经六朝的传奇皇后”，说我命里带“贵”，能在乱世中安身。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一生，从兰陵萧氏的孤女，到隋宫的皇后，再到漂泊四方的遗孀，不过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我见过隋堤的柳色如烟，也见过江都的血色残阳；尝过椒房殿的荣华，也咽过逃亡路上的苦水。那些所谓的“传奇”，不过是我在风雨里，守着一点尊严，熬过来的日子。
一、兰陵孤女：二月出生的“不祥”与微光
我是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却生在最不讨喜的二月。宫里的方士掐着指头算，说我“命带冲克，恐伤亲族”，这话像块石头，砸得父亲坐立难安。那时西梁偏安江南，国力微弱，父亲本就忌惮朝臣非议，索性将我送出宫，寄养在叔父萧岌府上。
叔父婶母待我极好，从不说“不祥”二字。婶母教我穿针引线，叔父则在灯下教我读《诗经》《礼记》，还教我弹琵琶。我至今记得，每个夏夜，叔父都会指着庭院里的桂树说：“阿萧，你是兰陵萧氏的女儿，纵使不在宫中，也要有世家女子的风骨。”那时我不懂“风骨”是什么，只知道把书读好，把琵琶弹好，不让叔父婶母失望。
可安稳的日子只过了五年。我十岁那年，叔父婶母突然染了急病，双双离世。我跪在灵前，手里攥着叔父最后教我的《关雎》，哭得撕心裂肺——这世上，又没人疼我了。父亲得知消息，沉默了许久，最终把我送到了舅父张轲家。
舅父家远没有叔父家宽裕，他只是个小小的地方官，家里靠微薄的俸禄度日。舅母是个实在人，虽没读过书，却待我温和，只是日子紧巴，我得跟着她一起织布、做饭，粗布衣裳洗得发白，也舍不得扔。夜里，我就着一盏油灯，继续读叔父留下的书，琵琶弦断了，就自己找丝线接上。舅父见了，总叹着气说：“阿萧是块好料子，可惜生错了时候。”
我以为我会在舅父家待一辈子，嫁个普通人家，过着织布读书的日子。直到我十六岁那年，宫里来了使者——隋文帝杨坚要为次子晋王杨广选妃，西梁作为属国，需献上宗室女子。父亲想起了我，派人把我接回了宫。
入宫那天，我穿着一身洗干净的粗布衣裳，站在一群锦衣华服的姐妹中间，显得格格不入。相士围着我们看了一圈，最后指着我说：“此女骨相清奇，有母仪天下之相。”我当时愣住了——一个被视作“不祥”的孤女，怎么会有“母仪天下”的命？可命运就是这么巧，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见了我，竟一眼就喜欢上了，当场定下，让我嫁给杨广。
出嫁那天，江南的桃花开得正好，我坐着华丽的婚车，离开西梁，前往长安。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我摸着怀里叔父留下的琵琶，心里又慌又盼——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却隐隐觉得，我的人生，要不一样了。
二、晋王妃：琴瑟和鸣里的分寸与远见
我第一次见到杨广，是在长安的晋王府。他穿着一身青色锦袍，眉目俊朗，见了我，温和地笑着说：“久闻萧氏妹妹才貌双全，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他没有皇子的傲慢，反而带着几分江南男子的温润，让我紧张的心稍稍放下。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中安稳。杨广待我极好，他知道我喜欢读书，就为我建了一座藏书楼，里面摆满了经史子集；知道我想念江南，就派人从江南运来荷花，种在王府的池塘里。我也学着做个合格的晋王妃，每日为他整理书房，在他处理公务累了的时候，弹琵琶给他听。
可我很快发现，杨广并非只满足于做一个闲散的晋王。他有野心，想做太子，想继承大统。那时的太子是他的兄长杨勇，杨勇性格直率，不善伪装，渐渐失了独孤皇后的欢心——皇后最看重“节俭”“专一”，可杨勇偏爱奢华，还宠妾灭妻，让皇后很是不满。
杨广看出了皇后的心思，开始收敛锋芒，处处表现得节俭、专一。他把王府里的贵重器物都收起来，只留些朴素的摆设；除了我，不再亲近其他姬妾。我知道他的心思，却从不多言，只默默配合他——他与宾客议事，我就亲自端茶倒水，言行举止得体；皇后派人来王府探望，我就陪着来人说话，句句不离杨广的“贤德”，让来人回去后，能在皇后面前为他美言。
有一次，独孤皇后亲自来晋王府，看到杨广穿着旧锦袍，我穿着粗布衣裳，餐桌上只有几样素菜，不禁感叹：“阿广夫妇真是节俭，比太子强多了。”杨广趁机跪在皇后面前，说：“儿臣只愿侍奉父母，治理好封地，从不敢有非分之想。”皇后听了，更是心疼，握着我的手说：“阿萧，你嫁过来受苦了，以后有我在，定不会让你受委屈。”
我知道，杨广的“贤德”里有伪装，可在那个年代，皇子要争夺储位，哪能没有一点手段？我能做的，就是在他身边，帮他守住分寸——他偶尔想放纵，我就轻声提醒他“节俭是立身之本”；他与大臣交往，我就劝他“待人以诚，方能得人相助”。渐渐地，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越来越信任杨广，朝臣们也纷纷称赞他“仁孝贤明”。
开皇二十年，隋文帝终于下旨，废黜杨勇的太子之位，立杨广为太子。那天，杨广回到东宫，抱着我，激动得声音都在抖：“阿萧，我们做到了！”我看着他眼里的光芒，也跟着红了眼眶——这些年的隐忍和付出，终于有了结果。可我心里，却隐隐有一丝不安：这至高无上的权力，会不会让他忘了初心？
三、隋宫皇后：繁华背后的劝谏与隐忧
仁寿四年，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他下旨册封我为皇后，在洛阳皇宫举行了盛大的册封仪式。我穿着华丽的皇后礼服，站在杨广身边，接受百官的朝拜，看着殿外的旌旗飘扬，心里却没有想象中的喜悦——我想起了在西梁的日子，想起了舅父家的油灯，想起了杨广当年的“节俭”，只希望他能做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
杨广即位初期，确实有一番作为。他下令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水运；派人修订法律，减轻刑罚；还亲征吐谷浑，开拓疆域。那时，他常常和我一起登上洛阳的城楼，看着大运河上的船只往来如梭，笑着说：“阿萧，你看，朕要让这大隋江山，永享太平。”我听了，也跟着高兴，可看着他越来越频繁地巡游，越来越讲究奢华，心里的不安也越来越重。
他为了巡游江都，下令建造数千艘龙舟，龙舟上雕梁画栋，金玉装饰，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他在洛阳建造西苑，苑里的宫殿连绵数十里，还开凿了人工湖，湖里的荷花、荷叶都是用金玉做的。百姓们为了赶工期，日夜劳作，很多人累死在工地上，民间怨声载道。
我看着这一切，心里疼得慌。有一次，趁着宫里只有我们两人，我鼓起勇气对他说：“陛下，如今百姓负担太重，不如减少巡游，停建西苑，让百姓能休养生息。”杨广听了，脸上的笑容淡了下来，说：“阿萧，你不懂，朕这么做，是为了彰显大隋的威严，让四方臣服。”我还想再劝，他却摆了摆手，说：“朕累了，你退下吧。”
从那以后，我很少再劝谏他。我知道，他已经听不进不同的声音了。可我还是忍不住，会在他出行前，偷偷在他的行囊里放一本《贞观政要》（此处为后世作品，应为《商君书》或《荀子》等，修正为《荀子》），希望他能看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会在他赏赐大臣时，提醒他“赏罚分明，方能服众”。可他大多时候，只是笑着点点头，转身就忘了。
大业七年，山东爆发了王薄起义，拉开了隋末乱世的序幕。随后，窦建德、李密、李渊等纷纷起兵，天下大乱。杨广却不愿面对，带着嫔妃和大臣，躲到了江都，整日饮酒作乐，还对着镜子说：“好头颅，谁当斫之？”我听到这话时，心都凉了——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晋王，那个想要“永享太平”的皇帝，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开始为自己，也为宫里的人做打算。我悄悄把宫里的一些金银珠宝分给身边的宫女太监，让他们有机会就逃走，找个地方安稳度日。有人劝我：“皇后，您是国母，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我苦笑：“国将不国，我这个国母，又能护得住谁？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吧。”
四、乱世流离：血色残阳里的尊严与坚韧
大业十四年，江都之变爆发。宇文化及率领禁军闯入宫中，杀死了杨广。那天夜里，我正在椒房殿弹琵琶，突然听到宫外传来厮杀声，紧接着，宇文化及的士兵闯了进来，手里拿着染血的刀。我没有慌，只是放下琵琶，平静地看着他们：“陛下何在？”
士兵们不敢对我无礼，只说杨广已经驾崩。我走到内殿，看到杨广的遗体躺在地上，身上还穿着我为他缝制的锦袍。我跪在他身边，没有哭，只是轻轻整理了他的头发，说：“陛下，你终究还是没能守住这江山。”
宇文化及控制江都后，不敢杀我，只是把我软禁起来，带着我和杨广的遗体，准备返回长安。路上，我看着随行的士兵抢掠百姓，看着沿途的村庄一片荒芜，心里只剩下麻木——这就是杨广想要的“大隋威严”吗？
可命运还在捉弄我。宇文化及刚走到魏县，就被窦建德的军队打败。窦建德进城后，有人劝他杀了我，说我是“亡国皇后”，留着不祥。窦建德却摇了摇头，说：“萧皇后无罪，杀之不义。”他把我安置在馆驿里，礼遇有加，还派人护送杨广的遗体，安葬在江都。
我以为能在魏县暂时安稳，可没过多久，远嫁突厥的义成公主派人来了。义成公主是隋文帝的女儿，她得知我的遭遇后，向窦建德提出，要把我接到突厥。窦建德不敢得罪突厥，只好同意。
就这样，我又踏上了前往突厥的路。一路上，黄沙漫天，寒风刺骨，我坐在马车里，抱着叔父留下的琵琶，想起了江南的桃花，想起了隋宫的月色，泪水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我这一辈子，到底在追求什么？是那虚无缥缈的“母仪天下”，还是一份安稳的生活？
到了突厥后，义成公主待我极好，把我当作亲姐姐。突厥可汗也尊重我，让我住在帐篷里，不用受委屈。可我知道，这里终究不是我的家。我常常坐在帐篷前，看着远方的草原，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中原，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在突厥的十年，我几乎断绝了和中原的联系，只偶尔从商人的口中，听到一些零星的消息——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朝；窦建德、李密等义军先后被唐朝打败；唐朝的皇帝李世民，是个年轻有为的君主。我听着这些消息，心里五味杂陈——隋朝亡了，新的朝代来了，我这个前朝皇后，还有机会回去吗？
五、唐宫岁月：迟暮之年的平静与归宿
贞观四年，李靖率军击败突厥，平定了漠北。唐太宗李世民得知我在突厥后，派人把我接回了长安。
我回到长安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洒在朱雀大街上，百姓们站在路边，好奇地看着我——这个历经三朝、漂泊半生的前朝皇后。唐太宗亲自在宫门外迎接我，他穿着一身黄色龙袍，目光温和，见了我，恭敬地说：“皇后久居异域，今日归来，辛苦了。”
我看着他，想起了年轻时的杨广，心里百感交集。我连忙躬身行礼：“亡国之人，不敢劳陛下亲迎。”唐太宗笑了笑，说：“皇后是长辈，朕当礼遇。”他把我安置在长安城的兴道里，还派人送来衣物、食物，时常派人来看我。
有一次，唐太宗在宫中设宴，邀请我参加。宴会上，他问我：“皇后，你觉得隋亡唐兴，是因为什么？”我看着他，沉吟了许久，说：“隋亡，是因为陛下（杨广）好大喜功，不顾百姓疾苦；唐兴，是因为陛下（唐太宗）体恤百姓，任人唯贤。”唐太宗听了，点了点头，说：“皇后说得对，朕会记住这个道理，不让百姓再受苦。”
从那以后，唐太宗偶尔会找我聊天，问我一些隋朝的旧事，问我对朝政的看法。我从不妄议朝政，只客观地讲些隋朝的经验教训，希望他能引以为戒。他也从不把我当作“亡国皇后”看待，反而敬重我的智慧和坚韧。
在长安的日子，是我半生漂泊中最平静的时光。我不再想过去的荣华，也不再想曾经的苦难，只是每天看看书，弹弹琵琶，偶尔在院子里种些江南的花草。有一次，我弹起了叔父教我的《关雎》，弹着弹着，就想起了西梁的日子，想起了叔父婶母，想起了杨广——那些好的、坏的，都成了过往云烟。
贞观二十一年，我病倒了。唐太宗派来了最好的太医，可我知道，我的大限到了。弥留之际，我拉着唐太宗派来的太监，轻声说：“请陛下……把我和杨广合葬……我是他的皇后，终究要陪在他身边。”
太监点了点头，说：“陛下已经答应了，皇后放心。”
我笑了笑，闭上眼睛。恍惚间，我好像又回到了西梁的那个夏夜，叔父指着庭院里的桂树，说：“阿萧，要有世家女子的风骨。”我想，我这一辈子，虽然历经浮沉，却始终守着那一点风骨，没有丢兰陵萧氏的脸，也没有丢隋宫皇后的尊严。
我的一生，没有什么传奇，只是在命运的洪流里，努力地活着，守着一点初心，一点尊严。如今，能回到杨广身边，能葬在他的身边，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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