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若诗娓娓道来，说得很慢，可她吐出来的每个字都像是子弹一样朝我打过来。

原来朴灿烈和我一样，我们都是习惯被命运之神揍得鼻青脸肿的人。

他是一个想要当飞行员的心脏病患者，我是一个想要当艺术家的穷人。

我们都是疯狂的、凭直觉办事的理想主义者。

我想画画，因为我知道，这么做能让我脱离现实，能让我专注地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这感觉在我看来很美妙。

我想画画，因为我知道自己画的“还不赖”，但那也仅仅是“还不赖”而已。

一个不能高于“还不赖”水平的“穷人”，是不可能变成艺术家的。

但如果在我小的时候，我家能稍微富裕一点，也许情况会大不相同。

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去报名一个辅导班，学一些有用的、基础的东西，会有个老师告诉我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告诉我一些小门道，发掘我的潜力，我可能会因此大有长进，而不是被迫让自己整个周末都泡在学校图书馆里，遥遥无绝期地寻找着画水彩的时候不让纸翘起来的方法。

我很清楚我没有那该死的“天赋”，为了找到灵感我会搜肠索肚地伤透脑筋，我知道自己最多不过是一个优秀的“画匠”。

朴灿烈和我一样，我们都在徒劳地追着一个梦。但我们都没有主动放弃。决不让步。

我明白，我能理解，我完全可以想象：朴灿烈，在他为当上飞行员付出每份努力的时候，那种担惊受怕又充满期待的感觉。

显然，他比我付出的潜在代价要更大。他也许会因此献出他的生命。

我需要的东西，可能是钱、是技巧、是知识、是灵感；而他需要的东西，是奇迹。

杜若诗的爸爸也给了他一个奇迹。一个略带点“悲剧英雄”味儿的奇迹：心脏病痊愈了，他又变成了红绿色盲。

后来呢，他当上了诊梦师，这听上去很酷，但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就我所知，只是陆彩音一个人的案子，就把他折腾得够呛。

“再添点钱都能造架航母了”的违约金、毫无头绪的微电子接触史、警局介入调查……

朴灿烈从不过分抱怨他这些麻烦事，这导致我几乎意识不到他还有这么一大推烂摊子要收。

他是一个可爱的倒霉蛋，一个我本应该也去“找一辈子”的人。

而我呢，我现在只想把自己摁在地上好好揍一顿。

我像终于顿悟了一样，我后悔在我家楼下那天，和朴灿烈说了那样的话。我终于开始后悔了。

我那时是在计较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我完全是在自保，但我应该跟他坦白，我应该告诉他我在担心什么。

告诉他虽然我来自2026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过来，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回去，也许是10年后，也许是1年后，也许在明天，但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会像个老年人一样“眼光长远”，我害怕最后的“分离”，但代价却是需要拒绝一切”开始”的可能。

我记得我这么想过：也许一个人，对“找了一辈子的人”的看法和评定标准，会像对四季、对我们的头发和对生命本身那样改变。

那为什么我们对“价值观”这东西的看法和评定标准，就不能像对四季、对我们的头发和对生命本身那样改变呢？

我们应该在一起，哪怕我下一秒钟就要被黑洞、外星人、量子跃迁或者不知道哪儿来的诡异力量捉走，我都得告诉他，我得回答他最后问我的问题。

我喜欢他，喜欢他的直来直去的臭脾气，和货真价实的老灵魂，那可比时空穿梭的花招珍贵多了！

但我怕我没机会对他说这些话，我知道我让他失望了，我还记得一个月前，他在我家楼下说“恨我”，还会可怕地“忘了一切”。

我希望那是气话。我怕他会像对待李总监和杜若诗她爸一样，也跟我翻脸。我怕他“彻底的、一次性的，像躲避污染物那样”躲避我。

我们只有一个多月没见面，可我现在感觉我们似乎已经分开至少有两辈子的时间了。这太久，太没必要，太让人难以忍受了。

“关羚？你在想什么？你已经眼都不眨地发呆好久了。”

我回过神来，听到了窗外逐渐变密的雨声。

“的确好久了啊！”

我对杜若诗点着头说，用的正是表现出“我这个人已经焕然一新了”的语气。

“灿烈现在在哪儿呢？你知道吗？我得见见他，让他当面挖苦我，除了下跪之外，我会试尽一切方法来取悦他，我不能再错过他了，如果我这次再伤了他的心，你可以把我杀了！”

“哈哈哈哈关羚我都快喜欢上你了，不过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我的手机又响起来了，又是那个名叫张士琦的钢琴手学长。

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所有遗留的历史问题，所有模棱两可的暧昧调笑，该说再见了，去他的“钓钩”，那可真是招臭棋，现在该去处理这些烂摊子了。

“喂？”

我按下了免提，然后几乎是在用接线员的正派语气对他说。

“是我，张士琦，还记得我上次和你说的吗，我灌了一张舒伯特的唱片，我想……”

“我知道，请说正事。”

我打断他，我现在能体会银行职员们的不耐烦劲儿了。

“呃，你现在有空吗？我已经在伊琳餐厅定了位子，你可不能拒……”

“噢！太好了！我正好有话要对你说，我不拒绝，我这就去。”

挂了电话之后，我看到杜若诗正用那种看向2000块蓝鼻子帆船拼图的迷惑不解的眼神看着我。

“嘿！方便开车带我去伊琳餐厅吗？我得去负我的‘责任‘啦。”

杜若诗不仅漂亮，还有悟性。她二话没说，就打着车，朝伊琳餐厅的方向驶去。

我把整妆镜扳下来，对着镜子把头发梳起来，在嘴唇上重新施了点口红。

我看上去还不错，一副精神头很足、准备奋战到底的样子。

挽头发的时候，我的手依旧很疼，但我心里很高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世界似乎可爱了许多。

好像世界上多了一个我的亲人，我终于在2049年有了一个亲人！他会认为“科技就是世界不断糟糕下去的根源”，他现在“出去玩了”，但我有预感，我不久就会找到他。

车子停在伊琳餐厅镶金框的旋转门门口。杜若诗把车上的伞借给了我。

在道别离开之前，杜若诗嘱咐我：无论如何，都不要跟朴灿烈说，是她告诉了我关于改动基因的事情，否则她就别想再跟朴灿烈说话了。

我答应她了。

外面的雨继续下着，既不大下，也不小下，形成一副朦朦胧胧的静物画。

我撑着伞进到餐厅里，报上姓名后，戴紫色小圆帽、穿双排扣制服的年轻侍者把我领到大厅里最显眼的圆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