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妻子Tina三个月前死了，睡觉时死去的，我睡得很死，不知道这件事。直到早上起来，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凉了。我去找了警察和医生，医生无法确定她的死因，只是说可能是心脏病。我趁他们不注意，摸了摸她的脊椎骨旁边，后背中心靠右一点。那个几十年来一直都有的突起明显变大和变硬了。我支走警察，给医生塞了点钱让他快点开死亡证明。
医生是我的老朋友，他照做了。
“所以说猎人的血只能在活人身体里流淌？”
“从我过去的经验看，是的。”医生推了推他布满皱纹的鼻子上肮脏的镜片，从我认识他时这副眼镜就从未换过，“如果你不想让噩梦重现的话，抓紧时间火化她吧。”
我用了一晚上坐在她的尸体面前，时不时摸一摸她的后背。她的身体从僵硬逐渐变软，但是后背的肿块越来越大，不能再等了。
第二天她被送进了火葬场，当骨灰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松了口气。我爱她，我知道这是最好的方式。
当我看不到Tina的面孔时，我才意识到每日的生活可以多么无聊。我没有什么朋友，三十年前赚取的赏金我悉数换成黄金存下来，花到现在也足够我过一二十年衣食无忧的老年生活。我最大的敌人是孤独。
阿美利加猎人协会已经是一个传说中的组织。我的老伙伴——乃至老敌人们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医生曾经检查过他们中一些人的尸体——他们在死前一两年逐渐变得健忘、疯狂、无法控制自己，最终瘫痪在床，一两个月后在高烧中死去。他们的颅骨被打开，医生说他们的脑子像是被虫子侵蚀成了海绵状。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这样死去，但在那之前，我想先把我知道的事情写下来。几乎所有相关的档案都被政府封存，我不相信这些档案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我叫Chris Roadwell，如果你听说过我的父亲，应该对这个姓氏感到耳熟。他是我知道的最好的牙科医生。纽约州那些农民，他们的牙齿比地里的玉米粒还要黄还要烂，一天到晚诊所总是顾客盈门。他的收费不高，但是赚的盆盈钵满。
所以我从小不知道什么叫贫穷。我父亲矮小瘦弱，但是我十六岁就长到六英尺三英寸。幸好我直到22岁也没有再长个，才免得戳穿我家诊所低矮的天花板。相对于我的身高，我160磅的体重确实太轻了。但是在17岁的时候，我碰见了一群现在看来是混混的人。他们教我打架，教我玩枪，我也两年内增重了30磅，连教我打架的人也不是我的对手了。两年功夫我就把十年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忘得一干二净。当父亲发现我已经朽木不可雕时他把我逐出家门。反正我的弟弟是个唯唯诺诺的小个子，继承他的衣钵毫无问题。
我说过，我不习惯过贫穷的生活。尽管我以为自己省吃俭用，但妈妈给我的100美元没有支撑太久。我一身蛮劲，但我不想做又脏又累的工人。最后还是那群混混给了我个提议：去路易斯安那猎鳄鱼。他们听说附近最近开了一家皮革厂，鳄鱼皮卖的很贵。
“你只要一年能打几十条鳄鱼，保准天天吃TM香的喝TM辣的。”
“鳄鱼肉是啥味儿，到时候给爷发个电报说说。”
于是我就坐上了去路易斯安娜的火车。上车时除了买车票的钱，我身上还剩五美元。我的行李里卷着一把左轮手枪，M1873，“和平缔造者”。我身上还剩五美元。
二
当我坐上火车，看着窗户外面移动的城市和村庄，我才感到害怕。我这时意识到，我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人。
我的邻座是一个黑人，他很瘦，年纪不小，戴一顶小礼帽，戴着眼镜。但他的手十分粗糙，骨节膨胀起来。他当过多久的奴隶？现在在干什么？我似乎看到他的腰间鼓鼓囊囊的，可能是一把枪。我的枪在行李里。我挪了挪，离他远一些。
在家乡的街头我会向路过的黑人竖中指，叫他们N1994。现在我是一个人，我身上只有五美元，也没有我的混混朋友。
车厢里有几个农民，和我家诊所里的乡巴佬们没什么区别。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浓郁的家禽气味。他用了肥皂和香水，与鸡鸭粪便的酸臭味混合起来，令人头昏脑胀。隔一排背对着我，一个穿旧衣服的女人拘谨地坐在角落，时不时再缩一点。她微驼背，双肩塌下。紧挨着她是一个粗壮的中年男人，络腮胡子，头发蓬乱坚硬。他的皮大衣看起来不错，但一半左袖子被凶狠地撕去了。
男人放下手里的报纸，从大衣里掏出一根雪茄，咬掉一头，歪头吐掉。这时我看到了他的脸：一条大伤疤从右侧脑门一直延伸到嘴唇，撕裂了眼皮和鼻廓，还有着波浪形的烧伤边缘。我见过刀疤，这不是刀疤，更像是被烧热的火钳打在脸上。
他把雪茄叼在嘴里，女人划着了一根细长的火柴。男人恐怖的脸埋没在了青蓝色的烟雾里，女人熄灭火柴，缩回了远离男人的角落。
几个农夫开始玩牌，制造了一些噪音。这些噪音却让我感到安全。咣当咣当的火车声里，我睡着了。这趟车要走50个小时，我还有很多时间用来睡觉。
等我睁开眼睛，火车停在一个小车站。同坐的黑人消失了，一个肥胖的白人坐在我旁边，散发着胖人特有的汗味。我又渴又饿。
我到月台上去，有人在卖咖啡和黄油面包。我买了两块面包，还想买咖啡时，想到自己还剩五美元。于是我找了个水龙头。
至少我还带了水壶。那个车站叫什么我已经忘了，我只记得那壶水有股碱味。
我才20岁，不可能吃饱就睡。我开始后悔我连《圣经》都没带。玩牌的几个农民离开了一个。他们叫我一起玩。赌注不小，一把一美元。我一开始赢了一把，很快又连输两把。我不敢玩了，坐在一边看。
我看到前座的男人也在睡觉，用一个牛仔帽盖住脸。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路过他身边，行李箱蹭到了他的胳膊肘。
男人立刻挺直了身子，牛仔帽被抖落在地。他的右手伸进左腋下，宽大的肩膀绷紧了，像要随时抽出什么东西。
“哦上帝啊”学生吓得面色发白，行李箱掉在地上崩开，摔出了几件衬衫和两本瑟琴刊物。
男人审视了学生一眼，捡起地上的牛仔帽，扣回脸上，裹紧大衣，继续睡觉。学生哆哆嗦嗦地收好自己的东西，坐在了我旁边。
“嘿，伙计，你看见那个男人了吗？太恐怖了……我是说……不，我不是说他的脸……虽然，确实，那个也很恐怖。但是他怀里的枪，那个扫帚柄一样的枪把，不会错的！我告诉你，我在报纸上见过这种枪，这个人不是雇佣兵，就是个大坏蛋，你可要当心些！”
他说的可能没错，但是我对他行李箱里的杂志更感兴趣。于是我和《黄色少年》共度了不那么无聊的十几个小时。
（图为19世纪的美国报纸，往往充斥着广告、不实信息和瑟琴、暴力等吸引眼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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