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正好活动紧急，走借机程序的话，确实会慢很多，于是我从他手中接过了相机：“……谢谢。”
“对了，我是高一，二十一班的余思涛，你呢？”
“啊?……”我迅速反应过来，“高一，二十班，君语……君子的君，语言的语。”
“好。”他轻轻的笑了。
还相机的时候，我悄悄夹了张写了我联系方式的便利贴放在袋子里。他接过袋子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说：“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吧。”
“我是说，以后如果需要，可以直接找我借。”他抬了抬拎着相机的那只手，补充道。
“哦……”我觉得有些难为情，但还是伸出手指了指袋子，“在里面。”
他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从袋子里找出那张便利贴，笑了，“好。”
慢慢的，我们聊天变多了，就发现我们有许多同好。他擅长吹箫，我会一点点长笛。我们都很喜欢《傲慢与偏见》和“爱在三部曲”。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我不喜欢香菜，而他挺喜欢，他，擅长理科，我更擅长文科……诸如此类。
总之，我们渐渐熟络了起来，就这样一直到了高二。我学了文，他学了理，两个教室隔了三层，再加上学校很忌讳男女学生关系太近，所以我们也不常见面。有时候一周都见不上一次面，后来我们开始互相写信，让朋友帮忙传递。
虽然写的都是一些日常琐事，但他每次在信中跟我抱怨，文言文太难背不下来，我就觉得我们之间好像也没有相距那么远。
生活很忙碌，疫情也依旧未结束，又是一季深秋，学校里的银杏叶儿又开始泛黄。
为了多背一些政治历史的知识点，我经常早起之后到校园里去背书，但总是背着背着就忘了时间，直接就回到班级上早自习，忘了早餐这回事了。所以经常第二节课就开始肚子饿。
我在信中和他提到过一次，说我可能需要随身带一个计时器。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在桌子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块豆沙的面包和一瓶牛奶，上面还贴了一张便利贴，写着：下课再吃。
就这样，他每天都送，有时候还会问我想吃什么。于是我愉快的忘记了购物车里的计时器。
于世涛说他想念南大的天文系，我想了想，回头就去搜了南大中文系的招收条件，看着于我来说，“天文”一样的分数线，突然意识到，实际上，我和他向来就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
对他来说，目标明确，方法高效，而我一路上磕磕碰碰，历经了无数次崩溃，分数只勉强够填报本地的一个比较好的师范类学校。
渐渐地，他开始忙的不可开交，我也在“背记”中兵荒马乱，我们断了书信来往，也渐渐的淡出了彼此的生活。
高三的最后一年，我办了走读，抱着去往南大中文系和于思涛去同一所学府的微淼希望。我拼了命的学习备考，戒掉了所有的兴趣爱好，似乎只有这样，我才有意思和他并肩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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