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尾的旧书店·重逢
三月末的雨下得绵密，巷口的玉兰花落了满地，林夏正蹲在书架前整理新收来的线装诗集，玻璃门上的风铃突然叮当作响。她抬头时，看见穿浅灰羽绒服的姑娘撑着透明伞站在门口，伞沿还滴着水，身后跟着位裹着驼色围巾的老人——老人头发花白，手里紧紧攥着个绣着山茶的布包，眼神却亮得很，正一寸寸扫过满室书架，像在寻找什么熟悉的旧友。
“林夏姑娘，我们来啦。”姑娘笑着推门进来，把伞靠在门边的铁桶里，“我奶奶记性好多了，上周突然说要找‘缝着碎花布的书’，我就赶紧带她过来了。”
阿珍奶奶被扶到柜台边的藤椅上坐下，手指轻轻摩挲着扶手的木纹，目光最终落在靠窗的书架上。那里，《边城》和《雪国》并排立着，玻璃罐里的纸星星在雨光里闪着微光。她慢慢站起身，脚步有些蹒跚，却执意不要人扶，走到书架前时，指尖先是悬在半空，又轻轻落在《边城》的碎花布书皮上，像触碰着易碎的珍宝。
“就是它……”阿珍奶奶的声音很轻，带着点颤抖，指尖顺着布面上的碎花纹路慢慢滑过，“当年我用衬衫改书皮时，还怕颜色太艳，你爷爷却说，‘阿珍缝的，什么颜色都好看’。”她翻开扉页，那封1972年的信纸还夹在里面，折痕处早已被摸得发软。老人从布包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男人穿着军装，手里举着本《边城》，身后是绿皮火车，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建国与阿珍，1973年春”。
“这张照片，我找了好多年。”阿珍奶奶把照片放在书旁，眼角泛着湿意，“去年摔了一跤后，总觉得好多事都记不清了，可一摸到这本书，就想起你爷爷当年寄书时的样子。他说等退伍了，就带我坐火车去凤凰，看沱江上的吊脚楼，听撑篙人的山歌。”
柜台后的老人不知何时走了过来，手里拿着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递过去。那一页上贴着张旧照片，照片里的年轻文书正趴在桌上写信，桌角放着本《边城》，旁边的信封上写着“致阿珍”。“这是我父亲，”老人指着照片里的人，“他常说，1972年帮战友寄那本书时，战友反复叮嘱，一定要把信夹在《边城》里，说阿珍喜欢这本书，看到书就像看到他。”
阿珍奶奶的手指抚过照片里的字迹，突然笑了，眼泪却顺着脸颊往下淌：“没错，就是他。你父亲的字和他很像，当年我还以为是同一个人写的呢。”她转头看向孙女，“你说的没错，这里真是懂书的地方，连这么久的事都记得。”
那天下午，雨停了又下，巷子里的水汽混着樟木的香气漫进书店。阿珍奶奶坐在藤椅上，翻着《边城》讲起过去的事——爷爷在部队时寄来的每一封信，她缝书皮时不小心扎破的手指，还有当年没来得及去的凤凰古城。老人偶尔会补充几句父亲留下的故事，林夏则在一旁煮了热茶，把这些细碎的回忆记在笔记本上。
临走时，阿珍奶奶把牛皮纸信封里的照片留给了书店，说要和《边城》放在一起。“等我身体再好些，还要来听你们讲别的故事。”她握着老人的手，又摸了摸《边城》的书皮，“以后它在这里，我就放心了，就像和你爷爷的约定，终于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姑娘扶着阿珍奶奶走出巷口时，夕阳正好穿破云层，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林夏回头看，老人正把新的照片贴在笔记本里，玻璃罐里的纸星星在夕阳下闪着暖光。她伸手拂过《边城》的书页，突然明白，旧书从来不是冰冷的纸张，而是装着时光的盒子，里面藏着没说尽的话、没兑现的约定，只要有人愿意倾听，那些温暖的回忆，就会永远活在某个巷尾的旧书店里。
后来的每个周末，阿珍奶奶都会来书店坐一会儿，有时翻几页《边城》，有时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林夏则在靠窗的书架旁加了个小桌子，上面放着热茶和笔记本，偶尔会有客人停下来，听他们讲起那本缝着碎花布书皮的《边城》，讲起1972年的信，讲起那些被时光珍藏的约定。
巷口的玉兰花谢了又开，旧书店的门开了又关，只有满室的樟木与油墨香，伴着那些温暖的故事，在时光里慢慢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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