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心与口违。”

这是明朝思想家李贽对自己的剖析，算是一种自我反思。

意思是：明明解决温饱就可以了，却自比作伯夷叔齐；明明本质就是一个普通人，却自诩为已经具备充分的德行。分明什么都不愿意付出，却以大家都有为借口；分明一毛不拔，却说自己是杨朱道学不屑为仁。行动与本性相违背，心口不一。

初读这句话，大致感受了一下言语间的含义，便有一种当头棒喝之感。我何尝不是这样的人。

一方面自己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但其实自己的实际行动也不见得有多么光辉；一方面瞧不起社会上的林林总总，另一方面自己也早已浸染其中。

越了解这句话，越感到自己的自大与无知。

这句话也让我对李贽这个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把他当作精神导师。

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应会试。历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湖北麻城芝佛院。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间还有不少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最后被诬下狱，自刎死于狱中。

李贽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其重要著作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他曾评点过的《水浒传》、《西厢记》、《浣纱记》、《拜月亭》等等，仍是至今流行的版本。李贽还评价秦始皇是“千古一帝”。

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百科）

最开始我知道有李贽这个人是在高中的历史书上，但是在那里并没有对李贽有过多的展开，直到我今年读到了《万历十五年》，了解了一个在“大历史观”下的李贽。

书中写到：

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解释经典，这也和宗教革命的宗旨，即凡信徒即为长老的态度相似。但李贽没有路德的自恃，也缺乏伊拉斯谟斯的自信。在他自裁以后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

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在同辈的人物中，李贽虽然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但是他终究没有找到他最企盼的独立地位。这种困难和冲突迫使他继续写作，笔下内容仍然不能越出这一问题的范畴。

这种情况，连同情他的袁中道也为之不解：既然由于对官僚政治不满而绝意仕进，那就理当息机忘世，以文墨自娱；可是写来写去，还总是和官僚政治有关，加之名望越来越大，“祸逐名起”。这就无怪乎招致杀身之祸了。

几个世纪以后，对李贽的缺点，很少有人指斥为过激，而是被认为缺乏前后一致的完整性。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

他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

和别的思想家一样，当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总而言之，在我的理解，李贽一半唯物，一半唯心，既具有超脱当时历史环境的思想和勇气，又深深地被历史定格在那里。

无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