麓川之役
明宣宗时期,放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引发地缘政治地震,造成动荡不安的云南承宣布政使司。 [11]
明英宗令南方诸省筹措粮饷,派遣南兵稳定局面,是为麓川之役。李贤撰《古穰杂录》,“谓麓川初叛,沭晟尚在,彼时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抚安之,未必不从,遂轻动举兵。又不委(沐)晟,而另遣将,以致王师失利。适王振操柄逞忿,(王)骥阿其意。”出师征麓川,是一大失误,这是明代国史记录中的普遍观点。张志淳在《南园漫录》中的观点相反,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远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不然,则历今七十余年,为中外所坏,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完全是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李(贤)遂据以为真,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而不复考也”。李贤、杨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谬误,至终身莫之省”,“顾失实至于如此,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晚明大臣亦在文集中大骂三杨,认为三人是“一夫跳梁”“文宗罪人”开了坏头。 [12]
土木之变
明太祖北征驱逐鞑虏,定鼎中原。明成祖北伐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驱逐和防备的,无外乎漠北的蒙古。元顺帝逃回漠北,北元一分为二:瓦剌和鞑靼。瓦剌和鞑靼之间,互相争雄。因三杨及明宣宗巡逻的关系,到了正统年间,瓦剌逐步强大起来,并且时不时就南下侵扰明朝疆域。尤其是瓦剌的实权派——太师也先,经常以朝贡为名,骗取明朝的各种赏赐。因为明朝自诩为天朝上国,对于进贡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会礼尚往来,赏赐颇为丰厚,并且按人头派发。这种情况下,也先不断增加使者数目,最后竟然高达三千余人。 [13]
当时总览朝政的宦官王振对此颇为不满,下令减少赏赐。也先借此为名,挥师南下,直逼大同,威胁北京。皇帝朱祁镇时年二十来岁,祖母和一干老臣都已经离世,正是自己一展拳脚的大好时机,看到北方鞑子如此放肆,颇为恼恨。王振借此鼓动皇帝,建议他御驾亲征。朝中大臣劝阻,皇帝不听,一来是效仿他的父亲——明宣宗曾在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打败汉王;二来为了证明自己,何况大明朝国势鼎盛,区区蛮夷,怕他不成?
当时,朝廷的军队主力都在外地,仓促之间难以集结。于是皇帝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二十万人,号称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为了说服自己的母亲孙太后,他把年仅两岁的皇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并让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