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

其一，方孝孺在信奉儒家学说的士大夫心中确实很冤，他践行儒家的忠义，最后死于气节，符合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所以明朝历代均有对其表示同情的士大夫，并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兴起逐渐被平反，而平反的过程又促进方孝孺殉难叙事的丰富。其二，方孝孺的持节守义彰显了士大夫的忠义精神，成为后世士大夫的楷模，也成为伸张士大夫政治的精神象征，在启、祯两朝更是成为东林人士的精神榜样。其三，明末关于方孝孺的殉难叙事中均有“诛十族”的内容，入清以后更是广泛流传。正是上述原因的作用，才形成了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包含“诛十族”在内的方孝孺殉难事迹。故而有学者认为，“诛十族”只是一种传说，并非史实。

为政争议

消耗民力

虽然朱棣在位时期，明朝国力达到顶峰，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可忽略的是，这期间同样存在着社会问题，五征蒙古、 [10] 出兵安南、 [11-12] 以及迁都北京 [13] 等浩大壮举同时也耗费了很大民力。 [14] 尽管朱棣竭力爱抚百姓、体恤农民，减免赋税并赈济灾害，但其仍是好大喜功之人 [116] ，由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落后性和固有的阶级矛盾，其耗费民力的重大举动为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 [178] ，导致民乱、农民起义时有发生 [177-178] 。永乐十八年，山东地区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民不聊生的局面，爆发了唐赛儿起义。 [174] [177]

明成祖发动了征讨安南的战争后，朝鲜国王李芳远在与臣下议论时提出：“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国少失事大之礼，必兴师问罪。我则以为，一以至诚事之，一以固城垒，蓄粮饷，最是今日之急务。” [116] 礼曹判书许稠所言：“今皇帝凡所施为，多非有道之事。”可以说，在“永乐盛世”的风光背后，依靠的是辅臣夏原吉等人的苦心经营，消耗的是百姓的辛劳汗水 [178] ，后人对于这一时期的富庶曾说“永乐初年，承废弛之后，府库空虚，一时赐赉功臣，大封亲藩，而又招集诸儒编辑大典，未几而有安南之役，有营建京兆宫殿之役，费以万万计，而户臣夏原吉殚力经营，未尝告之”。 [179]

五征蒙古

朱棣的“五出三犁”有得亦有失，晁中辰认为此举“有力地抵御了蒙古诸部的侵扰，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北部边境的安宁，北边鞑靼和瓦刺的均势基本得到恢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力对中原大举进犯。同时，明成祖对降附人员采取开明的优抚政策，致使蒙古诸部不断有人内附，从而加快了蒙汉人民间的融合和交流，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无疑是个重要的贡献。” [132] 毛佩琦则对朱棣五出漠北基本持否定态度，“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惜之。”叹惜朱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惟独对北征蒙古留下遗憾，并在著作中细致分析了北征蒙古的不可取性。 [133] 滕新才认为，这是朱棣好大喜功性格的产物，劳而无功，导致明朝国库空，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