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顾炎武——具有启蒙精神（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
脚塌实地的学风对晚清学者影响很大.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历史学家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明道救世
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郡县论》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
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地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
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日知录》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
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
经学济理学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上，卷七)
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批评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同上，卷七)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文集》卷六)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日知录》卷一八)这不仅是对陆王心学的否定，也是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氛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同上书，卷二九)。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经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卷三)。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统，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文集》卷四)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实的经学，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了。因此，他倡导复兴经学，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顾炎武还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抵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主要是治古代经学的学风。
(四) 王夫之——“孤秦陋宋”的批判（字而农,号姜斎,人称石船先生,湖南衡阳人）
王夫之的哲学思辨代表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顶峰.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文学成就
王夫之对于作文作诗，认为要带有感情，不能无病呻吟。
情感是王夫之于诗歌的基本要求。诗歌创作经由唐诗的巅峰状态发展至宋明以来，多有偏颇之处。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情感为其主要特征，不能以学理来代替情感.更不能以其他文体或学问来代替诗歌。“文章之道，自各有宜“（评高适《自酮北归》）。“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侄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耶?”王夫之对于模糊诗歌与史书的“诗史”类作品不甚推崇，在《唐诗评选》中尤为可见。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言志缘情的优良传统，提出要由“心之原声”发言而为诗“。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悄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情感与诗歌密不可分：“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评张巡《闻笛》）；“情深文明”（评柳宗元《别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人诗。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诗人感情注入作品后，应该具有“动人兴观群怨”的作用，时这四者应该是紧密相联、互相补充的整体，“摄兴观群怨于一沪”（评杜甫《野望》）。
促成诗歌起到“兴观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两重关系：一为情与景，二为情与声。对于诗歌情景关系，王夫之认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语”。情与景之间不能“彼疆此界“（评丁仙芝《渡扬子江》）般生硬相连，只有坚守“即景含情”（评柳宗元《杨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评岑参《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薄》），“意志而言随”，方能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_上上之境。对于情与声，王夫之强调音乐带给诗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与声律呼应相生，诗歌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有机协调。《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卷二有云：“《乐记》云:‘凡音之起，从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王夫之对李白《苏武》一诗评价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对于那些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徒有声腔空架的作品，则甚为排斥，“诗固不可以律度拘”，认为“声律拘忌，摆脱殆尽，才是诗人举止”。
史学成就
王夫之的史学观
首先、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众多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涣散，各自为政，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
其次、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如前人对秦、隋灭亡进行了很多相似性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明秦、隋亡国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其三、历史主义的方法。王夫之论史，气势恢弘，虽于上下千余年中自由出入，但从不任意评说，王夫之论史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不执一慨而论。如论西域时，他认为汉和唐历史背景不同，导致西域地位在这两个朝代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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