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
许聪这样翻译：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
韩沪麟这样翻译：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
而傅雷这样翻译：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哪种译文更有格局气魄，不言自明。
傅雷这翻译，简直可以把纸钉在墙上。
傅雷一生，翻译过33本名著。
他的译本，除了人名有点洋味外，
文章本身几乎看不出翻译痕迹。
“既展现了原作之神，又展现了中文之美。”
傅雷有本《国语大辞典》，
译到外文成语或俗话时，
他一定会在辞典中
寻找妥帖的成语俗话来匹配。
他还给自己订了规矩：每日进度不超过千字。
“这样的一千字，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
译完之后，他还要逐字逐句细细爬梳。
“一句话翻得不好，十年都会耿耿于怀。”
以至于法国人说：“再也没人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了。”
*1
因为这么“顶真”，
傅雷成了一代翻译巨匠。
也因为这么“顶真”，
傅雷58岁就自杀而亡。
1908年4月7日，
他生于江苏南汇县傅家宅，
因出生时哭声震天，
族中长者取义《孟子》中，
“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句，
俗谓大发雷霆为之怒，
为他取字“怒安”，名“雷”。
虽然名字中有雷，
但他却是温文儒雅的2号人，
同时2号人善解人意，
的确是做翻译的合适人选。
为使他受到良好教育，
母亲效孟母三迁，
毅然携子离开闭塞的乡下，
搬至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
这对他的人生，是关键的一步。
而母亲平时对他管教极严，
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只因为他读书时打了个盹，
母亲就不惜用滚烫的烛油去警醒他。
有次，他逃学了，
那天夜里他睡沉后，
母亲居然用包袱皮把他缠捆起来，
拖出门外，准备将他投入水中，
他大声喊叫引来邻居，才得以获救。
回忆自己的童年，他形容：
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严苛专制的家庭环境，
养成了他悲观刚烈叛逆的性格。
12岁时，他考入上海南洋中学附小，
因离开了母亲，他被压抑已久的，
少年天性终于得以被释放，
十来岁就难掩他“敢怒敢言”的个性了。
13岁时，他因顽劣被南洋附小逐出，
于是他又考入教会学校上海徐汇公学。
16岁时，因公开反对宗教，
他又再次被校方开除，
后来他又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
在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下，
满腔热血的他参加了五卅运动，
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
又差点被捕入狱，
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他回乡。
*2
1926年秋，他考入上海持志大学，
面对国内血雨腥风的政治形势，
加之对国内大学教育的失望，
他产生了留法的念头。
1927年的最后一天，
他告别母亲乘上邮船赴法，
自此翻开了生命中崭新的一页。
1928年，他考入巴黎大学，
除主修文艺理论外，还常到博物馆、
艺术馆揣摩艺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
他与刘抗、刘海粟夫妇，
法国画家阿尔培·裴那等过从甚密，
留法期间，他还开始了，
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学子峥嵘，浴德自修，
赤子归来，江声浩荡。
1931年，他与刘海粟夫妇结伴回国，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语。
而他的“坏脾气”和才华一样闻名，
令人“闻风丧胆”。
他经常和朋友，
因艺术和社会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他的朋友们都说：他为人刚直、固执，
里面是方的，外面也是方的。
无论做人、做事，不来半分虚假，
看不惯的就要说，有意见绝不折中，
也不肯随波逐流，
总是据理力争，坚持己见，
他的“坏脾气”、“狂怒”也就出名了。
画家张弦是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
有一次，刘海粟叫张弦到家吃饭，
却安排张弦临摹一幅画，
自己打麻将去了，中午回来，
便在张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又让张弦到家吃饭，
再临一幅画，又署了自己的名字。
他看不惯，为张弦打抱不平。
1933年，他毅然提出辞职，
他说：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
但待别人刻薄，
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
这就是刚直顶真的傅雷，
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真实！
在天才面前，他极其谦逊，
为了让藏于深海的珍珠被世人所知，
他却从来不吝赞美，不辞辛劳。
杨绛就曾说过：
“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
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
有时竟是很随和的。
他有事和钟书商量，
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
他和周熙良合办《新语》，
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
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
张爱玲作为新人在文坛上，
异军突起，独放异彩，
他深深为这位女作家的才华而狂喜，
但张爱玲随后发表的，
《连环套》却让他感到不满，
按捺不住对一个天才作家的关切，
他提笔写了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
然而张爱玲依然“我行我素”，
直到30年后，张爱玲才终于承认，
自己也对《连环套》的问世大为后悔。
他对黄宾虹的艺术造诣深为佩服，
便亲自组织，为黄宾虹这位，
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画家开个人画展。
由于他的赏识与大力推荐，
黄宾虹才广为人知，确立了他在，
中国近现代画坛一代宗师的地位。
*3
说起自己的“坏脾气”，他解释道：
我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
因为一部坏作品，
因为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
都会愤怒得大生其气……
怕什么真理无穷，
进一寸自有一寸的欢喜，
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真理！
从国立艺专辞职后，他回到上海，
抗战期间，为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
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
“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
他闭门不出，
把翻译作为抗战的特殊武器。
抗战胜利后，激情满怀的他，
又将视野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
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
并联系筹建“民主促进会”。
他遗世独立，横而不流，
铁骨铮铮，为国为民，
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祖国！
在家闭门不出的他，
不仅专注于翻译，
还专注于教育孩子。
顶真的他，
对人、对事、对生活一丝不苟，
对待自己的孩子，更是严苛。
他对两个儿子，
傅聪、傅敏的教育是严厉的。
每天吃饭，他都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
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同席人，
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
说话时决不能将手抄在衣服的口袋里。
他常对孩子们说：
“我是你的舵工，责任最大。”
他对孩子是严苛的，
但却尊重孩子的兴趣，
当他看到傅聪在音乐上极具天分后，
傅聪7岁半时，便让他开始学钢琴，
可练琴枯燥，傅聪时不时就会偷懒，
比如，一边弹奏一边偷看《水浒》。
因此屡遭他修理。
至今傅聪鼻梁上仍留有一道伤痕，
那是由于有一次训斥傅聪时，
性情火爆的他火从心头起，顺手抄起了，
一个装蚊香的碟子甩了过去，
正好砸在傅聪的鼻子上。
而傅聪的个性被他早早地锻炼了出来，
在父亲的威严下，傅聪17岁时，
已能自觉刻苦，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
就是酷暑天，衣裤湿透也不懈怠。
在某种程度上，
傅聪也继承了父亲刚烈的个性，
1953年一次参赛，他独奏获得三等奖，
竟气得把铜牌摔在地上。
两年后的1955年，
傅聪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夺得了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
一举震惊世界乐坛，被誉为“钢琴诗人”。
比赛结束后，傅聪要留学波兰。
临行前，他对儿子叮嘱道：
“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
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第二天，
他就开始给儿子写信了，
就是从这一封信开始，
他们父子之间的鸿雁不断。
*4
他在信中，
跟儿子诚挚地道歉：
孩子，那次失手，我永远对不起你，
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
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
跟儿子谈人生：
我认为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的。
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仍会了解的。
我一生作事，总是，
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
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跟儿子谈爱情：
对终身伴侣的要求，
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
抚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
跟儿子谈艺术：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
还叫人好受些。
他用诗一样的语言，
教育自己的孩子爱国：
钟声复起，天已黎明……
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期，
但愿你做中国的——
新中国的——钟声，
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
他将对儿子的嘱托和关心，
密密匝匝地写进信里，
用一个父亲的深情和人生经验，
帮远在千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儿子，
解决一些或大或小的烦恼。
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不在教训，而在熏陶。
陈丹青曾感慨道：
“我希望今天还能有这样，
通过家书教育孩子的父亲，
还能给孩子这样写信。
问题是就算他能写信，
有没有这么好的见解、这么好的文笔？
人文水准已经整体沦亡了。”
他不仅用万金家书为世人，
留下了教育孩子的宝贵经验，
在翻译上，更是做出了巨大的成就。
不管是炮火连天的战争日子，
还是天灾人祸或是政治动乱的时日，
他都坚持做翻译事业，
不与周围腐朽的世界相妥协，
并且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去影响它、改造它。
他人格上求真，做起事来，
他的“较真”，亦是别人比不上的。
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是他一直以来的座右铭。
他十分严谨，在动手翻译前，
总是会把原著看过四五遍，
弄懂弄通了，真正领会了，
其中的神韵、风格，才会开始来翻译。
遇上不懂的地方，
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
往往先写信向法国友人请教，
搞明白了，才往稿纸上写。
而译完之后，当他感到不满意时，
有时会重译甚至三译。
比如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
他就前后译过三次。
从第一次译《高老头》到最后一次改译，
经过了十七年的漫长岁月，
其翻译态度的严谨与执著，令人钦佩。
抗日战争前，他还翻译出版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册，
直至1941年，他完成了全部四册，
一百二十万字的翻译。
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他竟又花费了两年时间重译这本名著。
他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
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
事后仍会发现不妥…...
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
而传神愈感不足…翻译工作，
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较真的他，使他翻译的文字，
不但有原作之魂，
亦有中文之美，可谓字字珠玑。
有人读完他译作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后，
发出这样慨叹：
“再也没人能译出这样的文章了。”
法国人说：再也没人，
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
《约翰·克里斯多夫》作者，罗曼·罗兰
他的译笔不仅流利畅达，
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
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
长久以来，《约翰·克里斯多夫》，
不知唤醒了多少即将沉沦的灵魂。
学者王元华说：
在日伪统治下，看不清人生的方向，
不止我一人从书中找到生活的自信，
想必有无数青年也从中，
得到了巨人手臂的援助。
凡是读了这本书的人，
就永远无法把，
克里斯多夫的影子从心中抹去。
*5
他成为了一代翻译大师，
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翻译界，
尤其是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权威地位。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
讨论翻译问题，他提了份书面意见，
结果在会上却掀起轩然大波。
他讨论翻译问题，
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
才能说明问题。
他信手就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
他没料到这份意见书，
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
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
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
很多人都大骂他狂傲，
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当场气得大哭。
事实是什么，他便说什么，
他内心的“真”，与他做人的“刚”
走到一起，难免就是得罪人。
事后，钱钟书写信“责备”他，
读罢钱钟书之信，他生气了。
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越想越觉得，
自己这事是做得欠妥当，
于是又给钱钟书去信，主动“承认错误”，
他不是狂，是不愿假，
他求的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灵魂，
不徇私，不媚权，
他说：没有真，心就立不住，
心立不住，人就立不住，算不得一个人。
可也是他这颗赤子之心，
在未来，也给他带去了可怕的灾难。
1954年，他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
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5年，他当上了政协委员。
他干的十分认真，
写的总结、意见书达18万字，
涉及到文学、音乐、美术、国画、
儿童读物等极其广泛的领域，
为写这些东西，他还做过很多调查。
政协发言有时间规定，
他就不停练习掐时间。
然而1957年，政治风云突变，
上海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他。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他，
暗示他，检讨时不妨将调子定高点，
可他一向直率，从不虚伪矫饰，
他回答得斩钉截铁：
没有廉价的检讨。
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
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而1958年，他又被划为了右派，
当时，在全国文化界，
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
但被划为右派后，他不被允许出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舍他的才华，
去请示中央宣传部，回复是：
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必须改名。
可他却一口回绝出版社：
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
可是，因为我不明不白成了右派，
因此要我改名，我不干！
出版社没辙，只好内部商定，
一面请他译书，支付稿酬。
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1961年，他终于“被摘帽”。
有了右派的教训，至此之后，
他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间，
压缩得更加逼仄，几乎不再出门，
然而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活，
身体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人哀伤，
因为用眼过度，他的眼神经急剧衰退，
甚至有失明的危险。
可尽管他不问世事，
却依然无法在那个时代，
安然置身于事外。
那场可怕的浩劫，轰轰烈烈地来袭了。
在那个年代，文化人自身难保，
敢于在领袖面前拍桌子的梁漱溟，
也不得不选择了妥协。
一向犀利的周作人，
也开始写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记，
唯独傅雷，坚持自己的刚直，
不委曲求全，不说任何违心的话。
*6
1966年8月30日，
一群红卫兵冲进他家，
领头人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
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
他曾是傅聪的琴友，
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
李名强一进门就喝道：
“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
他回敬：“你混蛋！”
李名强带领红卫兵一番搜索后，
在他家阁楼找到一箱子，
箱里有一面嵌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
还有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
这便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证。
他解释说：这箱子是姑妈，
多年前托我保管的。
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
然而一切无济于事，
他和妻子朱梅馥被罚跪在地，
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尽凌辱，
斯文扫地、尊严丧尽，
他们连续的被批斗了4天3夜。
红卫兵们带着胜利的得意，绝尘而去，
他和妻子已经三晚没有合眼，
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
四周贴满了大字报。
在他的心底，有着儒家“士”的传统，
士可杀，不可辱，至死要忠于灵魂。
赴死的念头，
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早在被划右时他就曾在家中，
与妻子沉默良久，随后欲言又止，
内战结束时，他从香港回大陆，
发誓“死也要死在故土”，
兜中揣着的是一瓶毒药。
没有沉默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
但总有死亡的自由吧？
1966年9月2日，
他在绝望中毅然选择了后者。
朱梅馥看着眼前这个，
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丈夫，
她知道，
此时再多的言语再大的宽容，
也无法挽回一切，去拯救他。
而她就选择：与他一起赴死，
君死，吾也不苟活，
她也去意已决！
面对满地的狼藉，
朱梅馥对保姆周菊娣说：
“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
我没有替换的衣服，
麻烦你到老周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
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
那就是体面地死去。
这一年，他58岁，朱梅馥53岁，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
用来自血液里的欣赏，
跟随丈夫身后，
上演了一场浩荡的绝世深爱。
她安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
在几页遗书的文字里，
看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
半点不满和抱怨。
他们只是平静地交代后事。
他们在遗书中三次道歉，
为姑母、为三姐、
为遗书的托付者朱人秀：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
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他们还记得家中的保姆，
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书中写明：
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
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他们甚至还预留好了自己的火葬费：
53块3毛。
在对这个世界生无可恋的时候，
他们想着的是不给别人添麻烦，
他们仍然坚守着文明的底线，
尽管文明已先于他们被缢死。
1966年9月3日，那天凌晨，
世人沉睡，恶鬼狰狞。
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
中国文坛一颗至真至纯的灵魂，
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形式，
悲壮地告别了那个肮脏的时代。
上午，保姆周菊娣发现，
每天都会准时起床的傅雷，
今天竟没起，等了一阵后，
周菊娣去敲门，无人应。
当她推开门时，
眼前的惨状令人心如刀割，
傅雷夫妇已双双自缢而亡！
人究竟可以高贵到什么程度？！
傅雷夫妇在悬梁自尽前，
居然还在凳子下面，
小心地铺了一层棉被，
为的是当他们踢掉凳子的时候，
“咣当声”不会吵醒家里的保姆。
高贵，
原来只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
即使周围都被黑暗吞噬，
也无法遮蔽人性的光亮！
傅敏收到父母死讯后，没哭，
因为，人悲伤到极点时，
便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远在海外的傅聪，
知道父母死讯后，也是如此，
他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而之后到了80年代中期，
傅聪回京表演，有晚没演出，
他坐在宾馆房间里看电视，
当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爸爸，
已是中年的他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身后钢窗就是傅雷夫妇自尽之处
*6
1981年，为了纪念父亲，
傅聪、傅敏兄弟俩将留存的家书，
选编出一册交给三联书店出版，
于是《傅雷家书》得以面世，
几十年来畅销不衰，那天晚上，
傅聪拿到《傅雷家书》后，
久久无法入睡，他从不酗酒，
可那晚，他喝了整整一瓶……
和许多父亲一样，傅雷严厉、絮叨，
但他的睿智、广阔、深邃，
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
《傅雷家书》里除了生活琐事之外，
去建立自己高尚的情操和思想。如何让一个青年人，
金庸曾这样评价《傅雷家书》：
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
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
傅雷夫妇离世47年归葬上海南汇傅聪忍不住掩面哭泣
许多人都问，傅雷为何会自杀。
儿子傅聪说：
“父亲经常讲西方的人道主义，
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
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
这是中国文化特殊的悲剧精神，
他一开始就是烈士，这是他的命运。”
儿子傅敏说：
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
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
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
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
所以他选择了死。
用作家陈村的话说：
“这就是他最刚烈的一面，
他觉得世道不好，就不跟你们玩儿了，
他永远忠于自己。”
傅雷死后，
他“一生的对手”施蛰存感叹：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
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
只愿他的刚劲，
永远弥漫于中国知识分子中间。
他如赤子般严谨治学，
将大量外国作品译介过来，
使巴尔扎克、罗曼•罗兰、
伏尔泰等文学，思想巨人，
立体地站在国人面前，
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
他如赤子般行事做人，
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
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
他如赤子般教导孩子，
打开《傅雷家书》，
就能遇见一位父亲对于孩子的
脉脉温情，朴实无华、真挚感人。
他不仅滋养着他的孩子，
也滋养了世间无数的心灵。
他曾在家书中告诉儿子：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他是一个孤独者，
是世间天真未凿的赤子，
也是世间最高贵的英雄。
正如他的译作《约翰·克里斯多夫》书中，
序言所写：
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时间，
只是永不被黑暗所吞噬；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劣的情操，
而是永不被卑劣的情操所征服。
他悲壮的离去，
带走了一个时代的温厚与优雅，”
却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留下了正直，明媚，高贵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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