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四辅臣又均非宗室，当奉遗诏时，即跪告诸王贝勒等，言：“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共任之。”诸王贝勒等曰：“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索尼等奏知皇太后，乃誓告于皇天上帝、大行皇帝灵位前，然后受事。此见于康熙《东华录》之首，中间以太后为枢纽，而四辅臣之将顺宗亲，敷衍满族，与宗亲满族之自争利益，皆在此遗诏中决之。故知王熙之撰诏，大半为太后辅臣之指，不言温树，情势宜然。至追咎董鄂后之祭葬逾侈，并非有所追夺，不过平议者之心，而弭其气，于事无所出入，但非世祖之所欲言。铲除宦寺，处斩吴良辅，实为清一代最惩覆辙之高见，而亦不似世祖向来优容吴奄之举动。据张宸所记，世祖于不豫之第一日，即晏驾前之六日，尚亲为吴奄祝发。以后未见吴良辅正法明文，而带述于二月十五日废止十三衙门之谕中，则为已诛吴奄之后。《东华录》于顺治十五年三月申斥吴良辅之谕旨，结之以“良辅寻伏诛”一语，本为要其终而言之。《清史稿·世祖本纪》十五年三月申辰径书“内监吴良辅以受贿伏诛”，更不著一他语，此则误读实录，不体会寻伏诛之寻字。至私家尚有记良辅祝发于十八年之初，世祖并有亲临之事，自更非所及见矣。史书之不得其实，留待后人订正者多，岂惟《清史稿》为然？

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乙未，在圣祖即位逾月之后矣。革去十三衙门，已发明谕，前载《玉林年谱》，二月十五日得旨南还，尚有钦差内十三道惜薪司尚公护送。则事在同日，想革去之旨，颁发在后，非早朝例发之谕也。《东华录》：二月“乙未，谕吏部刑部等大小各衙门，朕惟历代理乱不同，皆系用人之得失，大抵委任宦寺，未有不召乱者，加以佥邪附和其间，则为害尤甚。我太祖太宗痛鉴往辙，不设宦官。先帝以宫闱使令之役，偶用斯辈，继而深悉其奸，是以遗诏有云：‘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懔承先志，厘剔弊端，因而详加体察。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荧惑欺蒙，变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名色，广招党类，恣意妄行。钱粮借端滥费，以遂侵牟权势，震于中外，以穷威福，恣肆贪婪，相济为恶。假窃威权，要挟专擅，内外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广兴营造，糜冒钱粮，以致民力告匮，兵饷不敷。此二人者，朋比作奸，挠乱法纪，坏本朝醇朴之风俗，变祖宗久定之典章，其情罪重大，稔恶已极，通国莫不知之。虽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