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跑鞋的

跑鞋的故事并不比毛衣的故事逊色，因而成为了“作家友情展”中体现中国作家和海外交流的佳话。然而，“毛衣”的故事仍然使我难以忘怀，以至到了2005年6月，当史铁生以《病隙碎笔》再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并坐着轮椅到深圳领奖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对这故事的偏爱，讲给了撰写颁奖晚会台本的巴丹。那台颁奖晚会获得极大的成功，主要是从中央电视台请来的主持人张泽群和黄薇的超长发挥。现场说出的许多感人的故事中，“王安忆赠毛衣”也是一个。然而，当张泽群讲出“毛衣的故事”并向台下轮椅上的铁生发问时，我忽然想起，因为筹备晚会而忙得晕头转向，竟然忘了跟铁生也忘了跟王安忆打个招呼。王安忆没有与会，倒可以说得过去，铁生是早早就到深圳了呀！远远看着轮椅上的铁生面对这意外的提问，有几分吞吞吐吐，我想象得出自己给这老弟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好在他很快就摆脱了慌乱，说：“这事……人家王安忆未必愿意说，既然被您刨出来了，那我就说吧……”他说得平实、得体，最后他还说，自己得到的关爱不只来自于王安忆，也来自许许多多同行以及更广大的读者们……坦率地说，尽管和铁生有着深厚的友谊，我还是颇为自己的疏漏感到惶恐。事后我在宾馆的走廊上遇见了他，抱歉地说，不好意思，闹得你有点被动，但你回应得很精彩。我还请他放心，说，王安忆那儿，我去解释吧！铁生宽厚地笑笑，说：“没事儿！……还用解释吗？说了就说啦！……”

我和铁生，应该说有三十几年的友情了。最早看到他的作品，并不是公开的出版物。和他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吴北玲，是和我一个班的北大同学。吴北玲拿来一个硬壳笔记本，就是上世纪70年代老师们常常用来写教案的那种，铁生的作品，被他用粗粗的钢笔，抄在那个笔记本里。我从那里读到了《午餐半小时》《兄弟》和《没有太阳的角落》。我们文学专业的同学们都有谁看过这个笔记本，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记得读完这几个短篇，班上一片赞叹之声，为作者情感的醇厚和文笔的老辣而击节称快。我记得曾经把《没有太阳的角落》刊载在我们主办的《未名湖》上，我也记得在那个新旧文艺思想的纠结期，这篇作品和当时许许多多好作品一样，受到了一些质疑，似乎是什么“把生活写得过于灰暗”、“缺少亮色”之类。这些质疑或许曾经使文学界凄凄惶惶，不过，对于我们，对于铁生，都算不得什么了。8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无须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更何况那些批评者并没有读懂史铁生，没有看到他在“没有太阳的角落”所闪烁的浅烛幽光。此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直到《我与地坛》，铁生在文坛声名鹊起，再以后，《我的丁一之旅》《病隙碎笔》《活着的事》《写作的事》……铁生的写作更朝着生命的诘问、灵魂的追寻上飞升。

关于铁生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别人已经讲得很多。我再讲，似乎也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铁生一生，获奖甚多，全国性重要的奖项不仅都拿过，而且还曾连连获得。然而一个看似奇怪却并不奇怪的事实是，我在作家协会分管全国性的文学评奖工作15年间，铁生从来没有询问过、打听过和评奖有关的事情。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我的丁一之旅》得以入围，耳畔也曾传来各种声音，但没有铁生的。评奖揭晓了，《我的丁一之旅》没有获奖，我仍然毫无顾忌地进出于铁生的家门，我没有、他也不需要我做什么解释或安慰。我记得，在《我与地坛》里还读到过铁生写作初获成功时的激动和喜悦，然而到了后来，铁生已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皆忘了。我们也曾经很难得地提起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奖项，他说：“把作品的价值交由几个老头子来评价吗？抱着这样的期待，怎么还可能听取自己心灵的真实呼唤？怎么还可能追求到真正的文学？”我笑着说，同行中能有多少人对评奖有这样的认知？有一百个，中国文学的面貌将焕然一新。记得当时铁生笑笑，说，都这模样儿了，我把握着自己就成啦！

文学之于铁生，似乎算不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说过，“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这个史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然而，他用笔蹚出的这条心灵之路，难道仅仅有着个人救赎的意义吗？

或许他就是这样秉持着自己的信念去思考，去写作，去完成自己的一生的，而他的涅槃之路，却烛照了我们，使我们自惭形秽。

至少我，愿意学他，哪怕只学到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