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机构

在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和历法编制等天文活动都是由专门机构负责的，因为天文与历法在我国古代都是国家重器，是皇帝统治天下的重要工具，普通人是不能擅自观测天文的，擅自观天并制造大型观测仪器是谋反叛逆之罪。

因此，古代的天文机构是属于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历代名称也各有不同。在隋代以前叫做太史令，太史局或太史监。到唐代时该机构名称变化较多，先后有太史局，浑天监，浑仪监，太史监，司天台等。到了宋元时期，叫做司天监，司天台或天文院。到了明清两代叫做钦天监。

而作为天文机构的负责人，其官位的品级也各不相同，汉代太史令的俸禄为600石，唐代的太史监为正三品，是历代品级最高的，而明清钦天监为正五品。不过，无论品级高低，作为天意与皇权之间信息的传递者，这些人在一些关键时候的话语权甚至要大于朝廷中的一品大员。

至于天文机构的规模，历代也不尽相同。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浑天监规模最大，达到824人；元代的司天监有116人，回回司天监33人，太史院110人，共259人；明代钦天监41人，最少时仅23人；清代钦天监有154人。

而天文机构的人员进行观天的地方，古代一般叫做灵台或观象台，目前遗留下来的古观象台已经不多了。现存最早的是东汉的灵台遗址，建于东汉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年），毁于西晋末年的战乱。灵台的遗址位于河南偃师洛阳故城南郊，占地44000平米，中心建筑是方形夯筑的高台，基座长宽约50米，现有高度8.45米。

现存最完整的古观象台就是北京古观象台了，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历经明清两朝，目前还完整的保留着当年的样子，包括各种观象器具。

古代天文机构的主要工作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天文观测。这个观测的目的是为了帝王预测天下的祸福，而并非现代观测的科学目的。但是，这类观测依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记录，根据对中国古代记载的天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日月食和掩星等特殊天象；与行星有关的天象；彗星，新星，流星灯天象。

根据《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的整理，从甲骨文卜辞中的日食记录开始，古代有关日食的记录有1600多条，月食的记录有1100多条，月掩行星的记录有200多次，有关彗星的记录有1000多条，新星的记录100多次，流星记录4900多次，流星雨记录400余次，太阳黑子记录270余次。

中国古代对天象的记录，反应了古人相信天象透露了上天关于人间事物的意见，所以人们对天上的各种变化是非常重视的。

除日月食外，彗星是最易引起古人惊异的天象，在古代星占理论中，彗星的出现会被当作一种凶兆。所以古人对彗星的记录非常详细，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上，描绘了29种彗星的形态，每种都有不同的名称和占辞。我国古代对彗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

天文机构的另一类工作是编制历法，印制和颁布历书。

历法的编制需要用天文仪器对恒星及日月五星进行长期的测量，掌握一定的基本数据后才可以推演出来，最后编成历书。而历书的编纂只能是皇家天文机构来完成，元代杨垣在《太史院铭》中记载“凡推星历，诸生七十人，莅以三局；一曰推算，其官有五官正，有保章正，有副，有掌历，分集于朝室。二曰测验，其官有灵台郎，有监侯，有副。三曰漏刻，其官有挈壶正，有司辰郎，分集于夕室。

由此可见元代编写历书需要70余人来完成，而其他朝代也大体相似。当下一年的历书编写完成后，会择日献上朝廷，然后由礼部负责颁发。现存的明代《大统历》的封面上，就可见到一个木戳，其上文字为：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