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机不断下降，机舱里开始蠢蠢欲动。
这架飞机上大多是中国人，有白发苍苍的夫妇，有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少年，还有穿着休闲、一看就是旅行归来的一家三口，剩下的一些就是像于余这样，一上飞机就打开电脑工作的“商务人士”。
于余其实不算商务人士，如果非要说一种定位，那她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严肃的艺术家。她是一个主攻纪录片方向的导演，纪录片关注的是社会话题。
两天前，她还在巴黎。上午开完一个研讨会，下午就接到吴彦的电话：通知她立刻来北京，有一个叫“新苗”的心理咨询公司愿意赞助她的新选题。
于余又惊又喜，像她这样没有大名气、又没有国内电影学院背景的新导演，竟然有人愿意来当伯乐，特别是这个伯乐愿意出钱，赞助的还是收益有限的记录片。
发自内心的，于余非常感谢吴彦，吴彦是她的恋人，也像她的领路人。国内公司都注重影片的经济效益，竞争非常激烈，纪录片本身就是太好吸引赞助。但吴彦一直很支持她在这个方向上发展，他认为艺术应该追求更高的社会价值。
吴彦为于余的资源奔走了很久。
吴彦也是导演出身，但后来转行做了制片人，比于余大3岁，两人在美国相识，当时吴彦还在加州进修导演课程，和当时在读最后一年硕士学位的于余成为了同学。
最开始，于余对吴彦没什么印象。只记得是个高高大大、身材和脸都不错的中国人，这样健康阳光的帅哥在美国不算少。两个人的熟识源于一次合作。
吴彦是个对作品要求很高的人，当时两人同上一堂课，一起合作一个关于美国农村机械化的小短片，他们都很投入，对于文本是精益求精，字斟句酌，所以经常在文本问题上吵架。
于余觉得现有文本表述不够艺术，不够有情感，而吴彦觉得需要更冷静、更中性、更专业。吵累了，两人就去咖啡厅休息，彼此也不说话，像是冷战一般，但其实心里都憋着劲儿的想提出更好的方案。过一会儿，两人会再讲讲想法，最后总能达成一致。
每次讨论结束后，吴彦都严肃的问于余：那我们就这么办？
于余也故作严肃的回答：好的，没问题，就这么办。
两人说完，就一起笑了。
每当这个时候，看着吴彦的笑脸，记忆中的另一张脸总是跟眼前的这张重合。恍惚间，像回到了大学时候，做完小组作业，也有一个男孩含笑着问她，咱们就这么决定啦？
直到最后一次，作品剪辑好了。两人坐在吴彦家的沙发上，一起验看合作的作品。那是于余学习电影以来最满意的作品，于余知道她遇到了一个好对手，好伙伴。
片尾曲快结束的时候，于余的心砰砰的撞了起来。
吴彦转过头，深深的看着她，问：那我们就这么办？
于余想坐直腰板，严肃专业地，像每次讨论完那样回应他。但昏暗的灯光和柔软的沙发牢牢把她锁在了小小的天地里，特别是吴彦高大的身影和沉沉的目光，让她避之不及。
于余眼睛不知道看哪儿，只能盯着吴彦衬衫的扣子，手将沙发布都攥皱了，她结结巴巴的说：“恩…我觉得都挺…挺…好的，不需要改动什么了…”
吴彦沉默的看了她一会儿，轻轻一笑，捧着她的脸，贴上了她的嘴唇。
当于余涨红着脸从吴彦怀里抬头时，听到他笑着说：“那我们就这么办。”
于余知道自己可以再开启一段新的感情了。
吴彦成了她的男朋友，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聊天，一起谈论电影，于余觉得知己可能就是他们这样了。
过了一年，吴彦回国当了制片人，于余依然留在美国工作。
于余和吴彦都是是天南海北的跑，他们保持着稳定的联系，但更多时候谈的是作品。有时候，于余也会忧虑，两个从事艺术行业的人，这样奔波下去，哪里是个终点呢？
但是生活总在往前，吴彦给于余很多好的建议，他像一个老师一样，一步步教会于余。这次回国拍摄纪录片，也是吴彦的想法，吴彦觉得一个中国导演，终究是要回归到故乡的话题中，这是人的来处，也是人的归途。
飞机依然在轰鸣。
窗外的阳光太刺眼，于余压低了渔夫帽。这些年她白皙的皮肤在加州的阳光和美式审美的摧残下渐渐呈现健康的小麦色，她本科时代漂亮的长卷发也剪到了齐肩。
于余掏出镜子看了看自己的妆容，越看越觉得赏心悦目，从小到大，无论有无男友，一直有人追她。在美国的这几年，紧张的生活让她反而不太在意自己的容貌，她对自己的外表有绝对的自信。
她掏出口红，浅浅的涂了一层，她还是希望在吴彦面前展现最漂亮最精致的样子。
于余其实不太愿意回北京，她在北京上了四年大学，度过了人生最宝贵、最无忧无虑的时光，特别是她在这里爱过一个人。
吴彦大概知道于余心里有过这么一个人，姓什么干什么都不知道，吴彦不问，于余也没有细讲。美国这片土地，让所有人都以一张白纸的样子产生交集，没有人会追问过往，也没有人会提及旧爱。
五年时间，于余将这个人搁在了生命深处。
这个人和她的大学时光是绑定在一起的。每当想起那些日子，就仿佛能看到微醺的夕阳，感受到夏日的湿气和懒洋洋的温暖包裹在身上，最重要的是，当时长发披肩的于余满心满眼都是那个人，她窝在他的怀里，长久的不愿撒手。于余抱着他的时候，经常说：“我好想让时光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时光不会停留，上一次见他已是五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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