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军旅生活对我爸爸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在那些留下来的旧照片里都是战士们站着、坐着、躺着的各种不同的情景，而我爸爸总是随身带着他的小提琴。我们最喜欢听爸爸给我们讲他的军旅故事或者让他给我们拉小提琴。爸爸的表兄Ebbe，爸爸的姐姐Nanny和姑父Erik的儿子都很会讲故事。当我们和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欢笑声不断。他们一旦开始，就滔滔不绝。现在我已经想不起他们讲的任何一个故事了，但是那些欢笑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爸爸在部队的时候，认识了他们连的一个名叫Suneson的面包师。他说服了爸爸去哥本哈根学习制作丹麦油酥糕点。那时候，瑞典的失业率还是挺高的，所以，Nisse把握了这个机会在Valby得到了一个面包师助理的工作。Skaane是没有丹麦油酥糕点的。我爸爸在大师面包Hansen当了十年助理。他最先学会的丹麦语都是一些脏话和俏皮话。后来，他告诉我，人们因为他的瑞典口音而耻笑他。

我的妈妈在Tonnelilla考完了中学考试之后在Kronevall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学习料理家务。妈妈曾经告诉我的姐姐Bitte，每当收到父亲的来信，她就会急忙躲到厕所里，这样她就可以安静地读信。在他们最终在Lovestad教堂结婚前他们一定非常想念彼此。爸爸讲的其中一个故事是当他们站在圣坛上的时候，按照瑞典的风俗，新郎和新娘应该是站着面对来宾，别人就可以看到他们幸福的模样。就在那时，我爸爸看到他的一个战友用手指着他，想让他知道他应该双腿并拢，但新郎并没有明白，完全不知所措。当他从教堂出来的时候，他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可怜的爸爸！婚礼后，他们在镇上的一个酒店举办了盛大的婚宴。妈妈告诉我们，那天雪很大，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雪花飘落下来。瑞典的风俗是人们聚集在外面“把新婚夫妇叫出来”，当然，他们就出来了。几年前，我带我最小的儿子Nikki去看看我的祖父在Lovestad的住处还有在主街的面包店。就在那时，我看见那家奢华的大酒店正准备被拆毁。许多年前，我祖父居住的Lovestad还是一个繁华的城镇，而现在，一切如同一位已然沉睡的美人，真是让人伤感。

我父母喜欢在哥本哈根生活。与在Lovestad的宁静生活相比，哥本哈根热闹多了！偶尔他们会谈到回瑞典，但是我记得他们对丹麦人的热情。他们真的喜欢他们并且觉得丹麦人和瑞典人之间的差异非常有趣。尽管这两个国家近在咫尺，在夏天和那些温暖的傍晚，空气在大城市上方似乎凝固，他们强烈的思念着他们美丽的故乡。

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1928年出生在Valby—一个小女孩，Britt marie。marie这个名字是和我奶奶一样的，但是大家从来都是叫她Bitte。我仍然记得Bitte很不喜欢她的名字，她宁愿被叫做Jytte—一个非常普通的丹麦名字。三年后，Ulla Annalisa出生了（Annalisa的名字是和爸爸的小妹妹的名字一样的）。

我父母在Lyngbyvej有一家面包店，但是我只记得他们1935年买的在Haraldsgade北街68号的那家店。三年后，在1938年，我出生了，被命名为Lisbeth Margaretha。我爸爸又一次非常的失望，因为生下的仍然不是男孩。

在我妈妈的家乡Frederiksberg，他们叫我“小黑头”，因为我长着一头浓厚的黑发！我肯定是个很好带的孩子，当时十岁的Bitte负责照看我，因为我的妈妈得一整天都待在店里。那时候的日子真漫长，我们这些孩子总是在商店和面包房之间的一个小房子里玩。我记得那里到处都弥漫着面包的气味。Bitte用力地拖着我到处走，因为我很重，对她来说，真是太不容易了！但是对我来说，她就是我的另一个妈妈。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早期生活挺平常的。后来，在我两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Haraldsgade7号的新公寓。

这是一栋有着四个连在一起的房子的大建筑，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庭院，而这个庭院又分成了两个院子，院子里没有任何草和树。我和其他孩子们在这个院子里长大，度过了一段美妙而激动人心的时光。

女孩们非常喜欢唱歌游戏，院子里常常有八到十个女孩围在一起唱歌跳舞。有一首歌叫“我在院子里有一棵梨树。”

我们在地上画上跳房子的格子，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我们可以缠着别人得到一根学校杂物室拿来的粉笔。那时候，学校在Slangerupgade和Haraldsgade的拐角处。这些大支的粉笔，有一头是尖的，另一头是包着锡纸的，这些五颜六色的粉笔都放在可爱的玻璃房子旁边的一个大篮子里。最重要的是，你要记得在跳房子的格子里写下你的名字，不然，别人就会把它划掉，然后你又得从头开始在沥青路上从新画这个房子了。

我们还经常跳绳，双人跳和往后跳都是挺困难的。其他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有：“你想从牧师的猪上得到什么？”或者是“拿着这个戒指让它流浪”。在第一个游戏里面，你要使其中一个人笑，其实并不难做到。

在唱歌游戏中，我们坐在楼梯上面，两个手放腿上，拿戒指的人把戒指放在两手中间，在唱歌的时候，她随机的摸我们的手，把戒指放在我们手中。当我们唱完歌，睁开眼睛，最后一个被碰到的女孩得去猜这个戒指在哪个小朋友的小手中。烟店里有非常好的、有蓝的、红的玻璃在里面的戒指，很幸运的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

我们还经常收集和标记戒指；剪下那些漂亮的图画；收集那些羊毛团还有漂亮的餐巾。我们非常乐于收集和交换它们。我收集的最好的餐巾是中国的，颜色很柔和，很薄、很精致，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我们还经常坐在厨房的楼梯上交换彩色的图画，或者玩那些剪出来的公仔。我们两三个从大人那里逃脱出来的女孩一起坐在楼梯上，楼梯很窄，剥落的红色的楼梯扶手都变形了。这些楼梯都已经很破旧了，很久都没有重新上漆，所以闻起来有一股陈旧的地板布的味道。所有的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如此的宁静和熟悉。我们挤着坐在一起的窗台是如此的脏，以至于看不见外面有谁，但是，他们也因此看不见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很安心。我们听着不同的房间传来的那些熟悉的、令我们感到安全的微弱声音。噢！那真是美好的时光！

我很喜欢和男孩子们一起玩，他们野性又大胆，想象力丰富。我跟他们一起玩强盗和战士的游戏。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去玩这种游戏并不是太有趣，因为我要么得在游戏里做囚犯，要么得被绑起来，要么就得做饭。尽管无趣，我还是忍受下来了，因为我就是想跟他们一起玩。

我们还喜欢玩躲猫猫，这非常的好玩，因为我可以找到很棒的藏身之处，我可以在那里和我的玩伴坐着聊天，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我还跟小一点的孩子们玩上学的游戏，地点也是在其中的一个楼梯上。下午的阳光照着那里，楼梯是孩子们的长凳，我就站在楼梯下面给他们上课，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上学了。

在院子里面，我是以我的大嗓门而出名的。我妈妈总是能够知道我在院子里面的任何一个角落。当我不想上楼时，我就在院子里面喊，让他们给我扔东西。“妈！这是Lisbeth从院子里喊话！不是在街上！”一天喊个二十来次，从此我有了美妙的声音。

我们可以在院子里做很多事情。院子里面挂着一些晾衣绳，人们在那里晾晒衣服。衣服头一天晚上放在一个铜锅里面浸泡，第二天一早在铜锅下面生火，所有衣服都要先用一块搓衣板手洗，之后在冷水中清洗很多遍，最后一遍还会加上一点醋。洗完一家人的衣服要花一整天的时间，不过那时候人们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经常换洗衣服。

院子里还有一个地毯柱，供春季大扫除使用。每到那个时候，我爸爸就会把家里面的地毯拖到厨房的梯子上。妈妈用力的拍打地毯，身边尘土飞扬。像其他的家庭主妇一样，妈妈会穿着一个工作用的罩衣，用一个围巾紧紧的绑着头发，避免沾上尘土。这个柱子都是在一年的特定时间使用，其他时间是让男孩们用来擦单车的。他们用两个钩子把单车勾起来，然后把单车擦得像新的一样。

在院子的中央，有很多很大的矩形的垃圾箱。每周，垃圾车都会把它们拖出去。在这些垃圾箱装满的前一天，一些身上有异味的拾荒者背着袋子，用棍子去翻找可用的东西。

当大一点的孩子受洗后，男孩们就站在院子的门口，那是他们的据点。他们穿着成人的衣服，抽着烟，手插在裤袋里，说着脏话，讲着一些我压根就不懂的故事，粗鲁地笑着。我也和他们一起笑，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真的已经长大了。

女孩们一般是不会跟他们混在一起的。她们穿着长长的白裙，手挽手地走在大街上。她们不怎么穿外套，这样人们就可以看到她们漂亮的裙子。当我受洗的时候，妈妈不允许我穿长裙去街上晃荡，因为她说：“我们不该炫耀自己的裙子。”但是那也没关系，因为我成人的那天是周四教堂的洗足礼，院子里面的女孩们也不能穿着长裙在外面晃。成人之后我就很少到院子里面去了，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好玩的了。我的玩伴们都去当学徒了，他们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我继续上学，但是，在上学之余我还可以唱歌、游泳、画画。我可以想象，我的爸爸妈妈竭尽所能让我远离那个院子。

我们的家在四楼的一个很好的公寓里，有四个房间和一个小的单人房，房子布局对五口之家的我们来说并不十分理想。进房首先是一个长长的过道，上面贴着最新式的墙纸，白色的背景，上面是青苹果叶，不仅仅是墙上，就连天花板上都贴了，非常前卫。

再进去就是书房。书房的家具都是一次性购买的，完全是我爸爸喜欢的风格，大大的雕刻橡木家具，里面是整块的绒面衬里，都是那时候非常流行的。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上面有两个很大的铜烛台，一个棕色皮革的桌上用品。我的爸爸、妈妈每天晚上都坐在那里清点他们的现金。所有的10厄尔的硬币是10个一堆，5厄尔的硬币20个硬币一堆，25厄尔的4个硬币一堆。一克郎的纸币十张一堆，两克朗的五张一堆。用铅笔来数点它们发出的不同声音仿佛在演奏美妙的音乐，每天晚上这一幕都在上演。

在另一边，一个上面镶嵌了绿色瓷砖的桌子周围有几张扶手椅和一个小沙发，一些架子，一个像其他家具一样的雕刻橱柜，一个我爸爸引以为傲和非常喜欢的大理石壁炉。其他的房间也有整夜燃烧的暖炉陪伴我们度过寒冷的冬天。当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我爸爸会在火前烤苹果，在那里，我们我们全家人围在火炉旁，度过了非常舒适的时光。

房间的沙发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画，画的是一片草地上有一个牧羊人在挥动着他的羊鞭，草场上的羊或站或躺。架子上是一个丹麦画家的临摹画：一个年轻人走在一条路上，他的女友伏在她妈妈的肩膀上哭泣，她的父亲在打开的门旁边站着，他们都穿着丹麦的传统民族服装。我的姑姑Nanny肯定也非常喜欢这幅画，因为她在Starby的房里也有同样的一幅。在同一个房里还有一个红木的、闪闪发亮的钢琴。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

客厅几乎很少被使用。只有在圣诞节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特殊的客人，或者有从瑞典来的亲戚的时候，我们才使用这个客厅。在战争期间，我们拍了许多这三个迷人的房子的照片寄给在Lovestad和Stady的亲戚们，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Ohrstoms一家生活得多么的优雅。我们的全家福也是在客厅的咖啡桌旁拍的，咖啡桌上摆着从Bing&Grorndal买的皇室风格的精美咖啡杯。

餐厅里摆放的是瑞典式的桦木配套家具，两个餐具柜，一张配了六张椅子和两张扶手椅的椭圆形餐桌。这两个扶手椅当然是我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坐的。那套家具现在就剩下那两个扶手椅了。Bitte有一张，另一张在我的二儿子Jesper那里。餐厅里还放着我外婆的大橡木箱，箱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我曾曾曾祖母织的旧毛毯。那种编织手法叫做“Oppamtat”（Gathered up），像这样的毯子现在只有在瑞典的博物馆才能看到了。

我经常和我的小狗Pele坐在餐厅的窗台上看着下面的街道遐想。我们家的对面是一个和我们差不多高的房子，黄色的砖，红色的瓦屋顶。很奇怪的是总是有一只海鸥站在三角墙的顶上，那时候我以为是同一只海鸥来看我，就像那些童话里被施了魔法的青蛙一样，这只海鸥坐在那里，因为它很喜欢我。当没有人在房间里的时候，我很喜欢和它讲话，只有Pele和我知道这个秘密。

有段时间我缠着妈妈，让她给我生一个小妹妹。Ulla和Bitte总是在一块玩，而我太小了，参与不了她们的游戏。妈妈建议放一块糖在窗台上，这样鹳就会来取走它。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人们认为这个鸟是能带来小宝宝的。当Gullan姨妈来访的时候，她问我鸟有没有来过。是的。糖不见了，但是非常可能是Pele吃了它，因为我并没有得到一个妹妹。

卧室里放着我爸爸妈妈的功能床和我的白色小床，再也没有什么比把我的手放在我的面包师爸爸的大手里睡觉更美妙的事情了。

我们的厨房不是很大，上下层带玻璃的橱柜是奶油色的。在这个明亮的玻璃里面是小小的白色带皱褶的布帘。这样你是看不见里面到底放了什么的。我记得我妈妈有很多蓝色的珐琅厨房用品。特别漂亮！

我们会用煤气灶火圈加热卷发棒，我们先把卷发棒用一块包三明治的蜡纸卷起来，以此测试温度是否合适，看看这个纸会不会变黄或者闻起来有没有烧焦的气味。

我们最喜欢的餐具是白色的，镶着皇家蓝和金色的边。平常我们用的是外婆的旧餐具，它们是如此的古老，以至都有了些许残缺。我们的咖啡杯是从Bilng和Groendal买来的帝国牌。只有在客人来的时候或者一些非常特殊的场合才拿出来用。后来我妈妈还得到了一套粉边画着野花的瓷器。

当我们有客人来吃晚餐或者圣诞除夕，饭后我们会喝咖啡和吃曲奇。妈妈有最可爱的摩卡杯，奶油一样的颜色，精致的小杯和碟子上还印着小花，还有一个咖啡壶和装糖、奶油的碗。所有的这些都会被用上。

我在家需要干的活只是布置餐桌、倒垃圾，等我再大一点的时候还要去地窖取煤。在倒垃圾方面我不是很在行。在寒冷的冬天，我很讨厌下楼去黑色的地窖。许多时候，地窖里没有灯，我不得不带着一把手电筒，这让我很难把煤铲进篮子里，但是最糟糕的是我在下面会想象各种可怕的事情，我们小一点的孩子都听过大孩子在院子里告诉我们的那些毛骨悚然的地窖故事，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喜欢去黑暗的地窖。

厨房里有一个茶水间，妈妈和Bitte总是在那里打包我们的午餐。Bitte下班回家后，最喜欢吃的是有着厚厚一层的猪油和很多盐的黑麦面包。

厨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放着Bitte和Ulla的上下架的床。她们一直睡在那里，直到出嫁。当我大一点的时候，我得到了四分之一的起居室来作为“我自己的房间”。在那里放了一张有着红葡萄酒颜色的沙发铺盖床，还有我的爷爷做学徒时的一张桌子做我的书桌，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儿子Jester那里。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多么勤奋地坐在这个小书桌旁写写画画。

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幅从澳洲寄来的日历，上面每一个月都画着不同的彩色山景。我很喜欢画山，当我和Svend住在瑞士的时候，那些美丽的山那么的震撼，它们只是安静的矗立在那里，力量就足以打动我。

我肯定画了很多画，因为有一年，当我大一点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生日礼物，一本关于凡·高的书。他是我喜欢的一个画家，我是如此喜欢他，以至临摹了书里的很多画送给我的姐姐Ulla和她的丈夫Rask，这些画挂在在他们家里许多年。

后来，突然我对当家人们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我不能关起我的房门感到很不满，我想要我的宁静。我的姐姐们取笑我，她们建议我在我的东西旁边围起一个篱笆，装上一个门，这样，我就可以在那里得到宁静了。

现在的孩子们是完全想象不到晚饭如果有鸡吃是多么棒的事情。春天来临的时候，妈妈会把新鲜的欧芹放到鸡肚子里面，然后再配上自己做的黄瓜沙拉和奶油酱。那时候新鲜的蘑菇是很稀罕的，并且价格昂贵，所以人们几乎是带着敬意来吃它们。我还记得我们吃的第一次绿色沙拉是用奶油拌了一点醋和糖，还有一些绿叶沙拉拌在一起，这样做很好吃，我们都很喜欢。每年春天我们都会吃一次瑞典菜：茴香小牛肉，很多煮熟的小牛肉漂浮在酸甜的茴香汁里面。接着我们吃草莓甜点。那时候，只有在很短的丹麦草莓季节才能吃到它们，不像现在，人们可以买到世界各个地方的草莓，但是它们吃起来不像自然成熟的丹麦草莓那么好吃。在厨房里，妈妈会在每一个盘子里放上一样数量的草莓，这对大家都很公平。我总是把我的分成小份，这样我就可以比我的姐姐们吃得更久了，这让他们很不高兴。

当我们一起在餐桌旁吃饭时，最糟糕的是我爸爸的牙缝里有西红柿籽，于是他就把假牙拿出来，然后用叉子把西红柿籽挑出来。当他还是一个大男孩的时候，他的牙齿就拔掉了，因为他在面包房时的粉尘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并没有刷牙的习惯，所以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把牙齿全部拔掉。这使我觉得很恶心和厌恶，就像看到了一个怪兽，一个很可怕的人而不是我亲爱的爸爸。后来我爸爸也发现离开餐桌去做这件事情更礼貌一点，但我仍然记得他带给我的惊吓。

有好些年，在我院子里的玩伴中我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在家里没人的时候很自豪的向他们展示了我们家的圣诞树。树枝上挂着各式各样美丽装饰的圣诞树会一直放着到二月份，有闪光球，锡的镶边饰物，还有那些锥形小帽子，看着它们可真是美妙。圣诞树下还有很多掉下来的棕色松针。很多松针已经掉落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它们让这个冰冷的房间里仍然有着森林的气味。我妈妈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把圣诞树上的装饰拆下来，反正我们也并不使用这个房间。

我还特别记得那间房间的另外一个情景。当圣诞树已经被移除，我和我要好的女同学Jytte打算做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班的同学都在狂热的收集各种颜色的羊绒毛。我已经有了很多我可以展示和跟别人交流的羊绒毛了。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你就能知道什么人有安格拉羊绒毛，你就可以把这个长长的羊绒毛拔下来，压在书里就成了一个疙瘩，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材料了。我们就像交换彩色图片一样来交换这些羊毛坨。我的姐姐Ulla有一个皇室蓝色贝雷帽，好几次我都求她，问她我能不能要一点点这个安格拉羊毛，她直接回绝了。有一天，时机终于到来了，有一天Jetty和我在家里，我们知道Ulla要离开，我们听到大门“嘭”的一响，于是我们就冲进大厅，打开抽屉找到Ulla的贝雷帽，那种恐惧一直到今天都还很深刻：我们站在客厅，小心翼翼的从贝雷帽下拔下一点点羊毛，就在这时，Ulla突然从一个扶手椅的后面跳出来，大发雷霆。如果当时我是50岁的话，可能马上就心脏病发作死掉了。我为此受到了严厉的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