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所有的主科成绩都是中等,但是在副科却成绩很棒。在画画,唱歌,写作,体育、针线活这些方面我成绩优秀。在高年级的时候我在家务课也成绩很好。
在低年级的时候,我们的针织课老师Nygaard小姐是让我很害怕的一个老师。 当我用针织东西的时候,我总是因为织得太紧而漏针,Nygaard 小姐就会嘲笑我。在要上针织课的前一天晚上,我都会因为她经常对我嘲笑和无视我的努力而哭泣。
多年以后,当我缝东西、绣花或者是织东西的时候,我妈妈经常会说“Nygaard小姐应该看到这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善长手工活,我得向她证明我可以做到。 我的家庭报告书上经常写着“Lisbeth在课堂上说话太多!”那是千真万确!
在我上学的时候,Jytte Petersen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的爸爸Erik Petersen是Politiken报社才华横溢的知名摄影师。就是在他们家,我感受到了摄影作品的震撼力。他会把最好的照片放大,然后印在碟子上,那时候这是别人没有看见过的创新。当我们被允许骑行的时候,我们会一起骑车去学校。她得一直骑到Bispebjerg Bakke山上,因为Jytte 和她的家人住在Tuborgvej和Frederiksborgvej的转角处的一套公寓。 许多时候,在她继续骑车上山之前,我们会在我家喝下午茶,吃蛋糕。
那时候我们是最好的知己,非常喜欢对方。我们一起骑车,大部分的时间都呆在一起懵懂的谈论生活的奥秘。
我的姐姐们在读《始终是琥珀》这本书。我清晰的记得它的封面。 这本书在那时候非常流行。我骑上车,带上Jytte。她也从她爸爸妈妈的书架上偷了《一千零一夜》。我们骑到Soeborg Bog,在那里看着书,希望从书里找到答案,知道人们是怎样生下孩子的。 但是我们一无所获。虽然我们当时没有弄懂,但到后来我们自己有孩子的时候,还是很让人激动的。
有一次我们逃学了。我们是在上学的路上萌发这个想法的。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李树都开花了, 天气很暖和。对斯堪地纳维亚人来说,这是不寻常的。这一切都太有诱惑力了。我们转头奔向麋鹿公园,躺在草坪上吃着我们的午餐,享受着自由。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被发现的,Jette的妈妈非常生气的打电话给我妈妈。 我妈妈只是很安静的听着,没有发表任何言论。我知道我们露馅了,但是我妈妈好像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一切。她只是要求我承诺以后再不这样了。她说我可以事先告诉她,这样我们就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妈妈真的太棒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逃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