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篇 汉武帝

刘彻之母王娡在怀孕时，汉景帝刘启尚为太子。王娡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醒来告诉刘启后，刘启认为这是高贵的征兆。刘彻还未出生，他的祖父汉文帝刘恒就驾崩了。刘启继位，是为景帝，不久刘彻出生。刘彻是汉景帝第十子，亦是王娡唯一的儿子。

汉景帝前元四年，春意盎然的四月二十三日，长子刘荣被册立为皇太子，而刘彻则被封为胶东王。在这宫廷风云变幻之际，刘彻的姑母——馆陶公主刘嫖，欲将其女陈氏许配给刘彻，却遭到了栗姬的断然拒绝。而王娡则欣然接受了这份联姻，此举使得刘嫖转而不断在景帝面前贬低栗姬，赞美王娡。加之栗姬言语不慎触怒了景帝，这一切使得天平渐渐偏向了王娡母子。前元六年，随着薄皇后被废黜，王娡暗中策动大行令上奏，请求立栗姬为皇后，此举反而激起了景帝对栗姬的极度不满，最终导致大行令被处决，栗姬失宠。次年的正月，刘荣被废黜为临江王，而王娡则在四月十七日正式被册立为皇后，二十五日，年仅七岁的刘彻登上了皇太子之位。刘彻成为储君之后，景帝任命卫绾为太子太傅，王臧为太子少傅，负责辅佐教导刘彻。直至汉景帝后元三年，刘彻加冕成年，十日后，景帝驾崩，刘彻正式登基为帝。即位之初，太皇太后窦猗房与皇太后王娡的外戚势力在朝中举足轻重，刘彻不得不定期向东宫汇报国事。建元元年六月，刘彻罢免了丞相卫绾与御史大夫直不疑，取而代之的是两位外戚——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蚡，分别担任丞相与太尉之职。与此同时，儒者赵绾与王臧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与郎中令。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体现了刘彻推崇儒学的决心。他下令朝廷内外的大臣们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亲自派遣使者，以隆重的仪式邀请大儒申公入朝，期望他能为国家制定一套新的礼仪制度。然而，太皇太后窦猗房坚持黄老之学，对儒学改革持反对态度。同年十月，赵绾建议刘彻不再向太后汇报政务，这一提议激怒了窦太后。她利用手中掌握的赵绾、王臧等人非法牟利的证据，迫使刘彻将二人治罪，最终两人死于狱中。窦婴与田蚡也因此被罢免官职，取而代之的是开国功臣的后裔许昌与庄青翟。原本计划中的儒家礼制也随之搁浅。此外，馆陶大长公主自认为对刘彻即位有功，因此对刘彻提出了诸多要求，引起了刘彻的不满。尽管如此，刘彻还是按照约定迎娶了馆陶大长公主的女儿陈氏为皇后，但她既骄纵又无子嗣，这让刘彻对她日渐疏远。在此期间，王太后提醒刘彻要谨慎行事，以免触怒太皇太后与馆陶大长公主。为了缓和局势，刘彻表面上顺从，私下里却开始了微服私访与狩猎的生活，并着手准备一些对外扩张的初步行动，比如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严助征讨闽越等。

建元六年五月，随着窦太后的离世，刘彻彻底掌握了朝政大权。他以许昌、庄青翟在操办丧事上的疏失为由，将二人解职，并提拔自己的舅舅田蚡担任丞相，同时任命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刘彻对田蚡极为信任，以至于田蚡变得专断独行，权力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直至刘彻稍加制约，田蚡的行为才有所收敛。对于窦氏一系的势力，刘彻则日渐疏远，在元光四年，借着灌夫宴会上的争执，将窦婴处决；不久之后，田蚡亦告去世。自此，刘彻开始启用非功臣及外戚之外的官员，甚至是出身低微的人士，诸如主父偃、公孙弘、张汤等人，并破例拜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打破了只有列侯才能担任丞相的传统，开创了先拜相后封侯的新例。他还提高了御史大夫的地位，让张汤发挥类似丞相的职能，大大削弱了丞相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刘彻宠爱上了姐姐平阳公主府中的歌女卫子夫。陈皇后因嫉妒卫子夫而屡次对她进行迫害，刘彻遂于元光五年，以巫术诅咒的罪名废黜陈皇后，将其迁至长门宫居住。元朔元年，刘彻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长子刘据，随即册立刘据的母亲卫子夫为皇后，并在六年之后立刘据为皇太子。此外，刘彻还重用了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为他们设置了大司马这一职位，以表彰他们的军功。卫青等人深知刘彻对窦婴、田蚡利用外戚身份干预朝政、广结私党的行为深恶痛绝，故而行事极为谨慎，以温顺恭谨的态度博得刘彻的欢心，避免触及皇权的核心。针对地方诸侯势力，刘彻一方面通过颁布推恩令进一步限制其权力和领土范围，另一方面在元狩元年平定了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的叛乱阴谋，加强了中央对诸侯王的控制。到了元鼎五年，由于列侯未能积极支持攻打南越的行动，刘彻便以进献给朝廷的酎金纯度不足为借口，剥夺了一百零六位列侯的爵位，以此警示那些对中央态度消极的诸侯势力。自那以后，刘彻频繁巡视各地，进一步强化了对地方的掌控。

历经汉初数代君主的精心治理，至刘彻登基之时，大汉帝国已根基稳固，国力昌盛。自即位起，刘彻便一改先祖守势之策，转而采取积极扩张的战略，意欲实现“王者无外”的宏伟蓝图，将四海之内尽纳版图。他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南方。建元年间，刘彻两度挥师闽越，皆未费一兵一卒便取得了胜利，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他对四方征战的决心与信心。于是，他派遣严助前往淮南，向持异议的淮南王刘安传达自己的旨意：“汉室乃天下共主，执掌生死大权，以安定四海为己任，危难之际求安定，纷乱之时求太平。”以此强调汉朝肩负着平定天下、解民倒悬的历史使命，对外用兵正当其时。然而，刘彻心中最重要的目标乃是彻底解决匈奴之患。为此，他在建元年间派遣使者张骞远赴西域，意图与宿敌大月氏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匈奴。遗憾的是，张骞在途中不幸被匈奴所俘，即便后来逃脱也未能说服大月氏联手抗敌。建元六年，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朝中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刘彻最终采纳了主和派的意见，决定暂时隐忍。直到元光二年，大行令王恢提出诱敌深入的“马邑之谋”，企图一举歼灭匈奴单于。尽管得到了刘彻的支持，但由于计划执行上的疏漏，这一计谋最终未能成功，王恢也因此下狱身亡。自此，匈奴与汉朝的和亲之路彻底中断，边境冲突愈演愈烈。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主父偃、严安等人建议恢复与匈奴的和亲，以换取一时安宁。然而，刘彻并未妥协，反而毅然决然地提拔了卫青、霍去病两位年轻将领，委以重任，命其率军北上抗击匈奴。从元光六年起，卫青等将领屡次越过边关，大败匈奴，收复了河套地区，并在朔方筑城，使得汉朝在对匈斗争中逐步占据了上风。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西进，攻占河西走廊，迫使浑邪王部四万余人投降，随后汉朝在此设立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四郡，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掌控了通往西域的要道。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再次发起大规模攻势，深入漠北，重创匈奴主力，使其远遁北方。虽然这场战役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汉朝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加之霍去病不久后英年早逝，此后数年，汉朝暂时停止了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解决了北方威胁之后，刘彻的目光转向了其他方向。元鼎四年，他派遣安国少季、终军等人出使南越，试图说服南越王赵兴归顺汉朝。然而，南越丞相吕嘉不愿归附，次年竟杀害了赵兴及其母亲汉女樛氏，以及汉使安国少季、终军等人。刘彻闻讯震怒，随即派遣路博德、杨仆等将领率军南下，彻底平定了南越，并设置了南海等九郡，将今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中北部地区纳入版图。此后数年间，他又相继平定了西羌、卫氏朝鲜、东越、西南夷等势力，将今青海东部、朝鲜半岛北部、云贵高原等地纳入汉朝领土。

元鼎四年，六月，汾阴之地惊现宝鼎，被视为国之祥瑞。此兆之后，汉武帝刘彻诏令朝臣商讨封禅之事，并于三年后，在泰山之巅举行了盛大的封禅典礼，昭告天下，改年号为元封。封禅泰山之举，象征着盛世太平与功业卓著，但刘彻并未因此停下征伐的脚步。他的目光转向遥远的西域大宛，太初年间，派遣李广利率军远征，历经数年艰苦战斗，终于迫使大宛王俯首称臣，并在轮台、渠犁一带驻扎军队，初步确立了对西域的控制权。然而，即便如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力依旧不容小觑，使得西域诸小国不得不采取“两属”政策以求自保。与此同时，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匈奴的国力逐渐恢复。加之卫青、霍去病两位名将相继离世，匈奴不再顺从刘彻的要求，拒绝将太子作为人质送往汉朝。面对这一挑战，刘彻于太初四年下令征讨匈奴，意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然而，数次战役均未能取得预期成果，甚至出现李陵、李广利等将领降敌的情况。连年征战，国库日渐枯竭，民力疲惫不堪。到了元封四年，关东地区流离失所的人口竟达两百万之众，其中未登记在册者多达四十万，各地出现“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乃至“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悲惨景象。酷吏的横行无忌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进入天汉年间，各地盗贼蜂拥而起，南阳的梅免、白政，楚地的殷中、杜少，齐地的徐勃，以及燕赵之间的坚卢、范生等人，各自割据一方。刘彻称这些人为“东方群盗”，一方面加强关中的警戒与巡逻，以防豪强与盗贼勾结；另一方面派遣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以及前九卿张德等人率军镇压叛乱，并派出绣衣直指暴胜之等人严惩那些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员。虽经数年努力，终将“东方群盗”的领袖逐一擒杀，但其残部依旧藏匿山林之中，难以彻底肃清。为此，刘彻颁布“沉命法”，严令地方官吏全力剿灭盗贼。然而，地方官僚因畏惧严苛的法令，常常隐瞒实情，导致问题愈演愈烈。除了外部的危机与内部的社会动荡外，宫廷内的斗争亦日趋激烈。随着卫子夫年华老去，刘彻转而宠爱王夫人、李夫人等人，并诞下多位皇子。皇太子刘据性格仁慈温厚，对父亲频繁用兵的行为屡次提出反对意见，这让刘彻感到儿子并不似自己般果敢。父子间的隔阂日渐加深，卫子夫母子深感不安。察觉到这一点后，刘彻曾对卫青说道：“汉家初创，边境屡遭侵扰，朕若不改革制度，后世将无所依循；不兴师动众，天下难获安宁。为子孙后代计，不得不让百姓承受一些辛苦。若后世有人效仿朕的做法，则将重蹈秦朝覆辙。太子为人敦厚稳重，定能安定天下，使朕无忧。寻求一位守成之君，还有谁比太子更适合呢？听说皇后与太子心绪不宁，这又是何必呢？你去告诉他们母子，朕的心意。”卫子夫听闻此言后，摘下发簪谢罪。每当刘据劝阻征伐时，刘彻总是笑言：“我来承担辛劳之事，将安宁留给后人，难道不好吗？”然而，这一切并未消弭父子间的裂痕。朝中逐渐分化为支持太子的“宽厚长者”派与反对太子的“用法大臣”派。卫青去世后，刘据的地位变得更加孤立。太始三年，刘彻的新宠赵婕妤产下一子刘弗陵，因与传说中尧帝出生前母亲怀孕的月数相同，赵婕妤的寝宫门被命名为“尧母门”，此举暗示了刘彻有意改立太子的意图。这使得朝中两派之间的斗争愈发激烈，最终在征和二年引发了震惊朝野的“巫蛊之祸”。在这场灾难中，刘据兵败身亡，其妻妾子女亦遭不幸，卫子夫亦自尽身亡，卫氏一门被灭。次年，刘彻发现镇压刘据的丞相刘屈氂意图拥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储君，遂将其处死，并诛杀了李广利及其家族，以及已被刘据处决的江充等人，彻底清洗了反太子派。为了悼念太子，刘彻修建了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并提拔了为太子申冤的高寝郎田千秋为丞相。然而，刘据唯一的幸存后裔——汉宣帝刘询仍被囚禁于长安狱中，在狱吏丙吉的庇护下安然成长。

征和四年春风初起，汉武帝刘彻亲自前往东莱寻觅仙踪，却不幸遭遇暴风骤雨，海浪汹涌澎湃，迫使他不得不在海边停留了十数日，最终只得遗憾返回。归来之后，他在泰山行封禅大典，随后召集众臣，深切反思过往的种种过失，下令遣散方士，终止一切寻求仙人的行动。同年，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人提出要在轮台一带屯田垦荒，刘彻颁布《轮台诏》，明确否定了这一建议，并强调：“当前首要任务，在于禁止苛政暴行，停止滥征赋税，全力发展农业，修复军马制度以补充空缺，确保国防力量不致匮乏。”自此之后，刘彻再未轻启战端，而是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此表达与民同休共戚的决心；同时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农具。后元元年的某一天，江充的余党马通、马何罗等人密谋刺杀刘彻。危急时刻，近侍官员金日磾敏锐察觉到了异常，与霍光、上官桀二人联手挫败了这次阴谋，确保了刘彻的安全。此时的刘彻已届古稀之年，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便开始筹划身后之事。他的儿子们中，齐王刘闳早已离世，昌邑王刘髆因卷入刘屈氂案而失去了继承权，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皆因行为越轨而遭到冷落，甚至斩杀了刘旦派遣来请求驻守京城的使者作为警告。在这样的背景下，幼子刘弗陵成为了唯一合适的人选。为了防止后宫干涉朝政，刘彻痛下决心，处死了刘弗陵的母亲赵婕妤，并选定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以及桑弘羊四位重臣担任辅政大臣，确保国家权力平稳过渡。后元二年的春天，刘彻病情日益加重，被迫迁往郊外的长杨宫、五柞宫养病。其间，有人声称长安监狱内有天子之气，刘彻借此机会下令将所有囚犯处死，其中包括了孙子刘据之孙，然而这一决定遭到了丙吉的强烈反对。面对丙吉的坚持，刘彻深感天意难违，最终放弃了屠杀囚犯的想法。不久后的二月十二日，刘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正式下诏册立刘弗陵为皇太子。次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与桑弘羊四位重臣在刘彻的寝宫床榻下接受了遗命。二月十四日，一代雄主汉武帝刘彻驾崩，三月时分，安葬于茂陵。谥号为孝武皇帝。刘弗陵登基，即位为昭帝。十三年后，刘据之孙刘询继承大统，即位为宣帝，并在本始二年追尊刘彻庙号为“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