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由于齐威王的改革，秦国由于商鞅变法而都强大起来。前354年，由于赵国夺去了魏国的附庸卫国，魏国就起兵伐赵，率宋、卫联军围攻赵都邯郸，次年破之。于是，赵国向齐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师，前往救援。孙膑认为魏国的精锐部队在赵，内部空虚，乃引兵疾走大梁，魏军回救本国，齐军乘其疲备，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28]，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取得大胜，生擒其主帅庞涓。[29]但在前352年，魏惠王调用了韩国军队联合打败了齐、宋、卫的联军，齐国不得已向魏求和。次年，魏国便迫使赵在漳水之上结盟，并把邯郸归还赵国，魏在东线取得了胜利。[22]此时的秦国，于前354年打败魏军于元里，攻取了河西的少梁；前352年又攻入魏的河东，一度攻取了安邑；次年又包围固阳，迫使归降。后来，魏国和齐、赵先后结盟讲和。到公元前350年，魏又回头向秦反攻，曾围攻上郡的定阳（今陕西延安市东），结果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惠王相会修好，因而魏在西线也取得了胜利。[22]魏惠王二十六年（前344年），魏惠王与十二国诸侯在逢泽之地会面，率诸侯朝见周天子。但后来在前341年马陵之战，惨败给齐军，太子申被杀。前340年的吴城之战，魏国被秦商鞅击败，主帅被俘，不
久被迫将河西割于秦国，数战皆败的魏国再也没有复兴起来。[22]
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国占领燕国，后退兵。此后燕国由燕昭王即位，广纳贤才，图谋向齐国复仇。[22]
楚国于前313年至前311年间三次大战秦国都失败。但却在前306年趁越国内乱，攻占了吴国旧地，但之后数次被越国收复。在与越国的长期战争中，国力亦有削弱。[22]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参见：胡服骑射、赵灭中山之战
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增，中山为赵所亡，中山王被放逐至肤施。前287年，赵、魏、韩、燕、楚五国军队联合攻秦，秦被迫割地给赵、魏以求和。[22][23]
前286年，齐国攻灭被诸国垂涎的宋国，引致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兵于前284年围攻，齐军于济西迎击却被联军重创，齐兵退守临淄，临淄被燕军攻陷，齐湣王出逃，辗转到齐的莒，楚军出兵佯称救齐，齐湣王被楚将淖齿杀害，城内军民奋起杀死淖齿，齐失七十余城，只余下莒（今山东日照市莒县）和即墨两座城池。前278年，燕昭王死，太子燕惠王即位。齐国即墨守将田单施反间计，使燕惠王撤掉大将军乐毅。田单以火牛阵大败燕军，齐国趁势复国，但国力大衰，开始走向没落。[22][23]
公元前280年楚国逆长江上游攻秦，欲收回巴国旧地，结果遭秦反攻。前279年楚国被秦军于鄢之战（今湖北宜城东南）大破，几十万军民被白起放水淹死，前278年连首都郢也被秦将白起所攻陷，被逼迁都到陈，楚国诗人屈原痛感国家沦亡，投汨罗江自尽。前241年，楚国又迁都到寿春（今安徽寿县），躲避秦军，再也没有能力对抗秦国。[22][23]
周分东西
参见：东周公国、西周公国
曾庙始建于周考王十五年（公元前426年），原名“忠孝祠”。
东周时期，周考王于公元前425年（周考王15年）封其弟于河南地，建立周公国，是为周桓公。[22]
周桓公死，其子威公代立。公元前367年（周显王2年），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公子根遂叛。赵成侯、韩懿侯乘乱侵周，分周为二。周王封公子根于巩，号东周惠公。东西周分立，西周都河南旧于王城，东周都巩。这是周王朝最后一次分封。自这次分封后，周王的土地全部分封完毕，连自己也是寄居于东周公国。[22]
西周自立国以来，一直采取讨好各大强国的政策，尤其是秦国。秦国和周围列强经常向西周和东周征收赋税和兵源。同时，西周和东周常相互倾轧攻伐。 周赧王在位时，周天子地位已经完全徒有虚名，其土地（周天子的王畿）也被韩、赵一分为二，以洛邑之河南王城为西周，仍都洛邑，以巩附成周为东周，分别由东、西周公治理。周赧王八年（前307年），因赧王拒绝秦武王试举周鼎的要求，被秦军逐出成周王宫。周天子由成周迁于王城，依附于西周公。[22]
秦国统一
参见：秦灭六国之战
前271年，客卿张禄（即范雎）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秦昭王接纳，于前262年出兵伐韩，切断上党郡与韩都城新郑的联系。韩国欲将上党郡割给秦国，但是上党军民不从，向赵国求救。赵派老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声援上党。前260年，秦大将王龁夺取上党，与廉颇军在长平对峙，双方僵持达三年之久。秦施以反间计，使赵国以只会纸上谈兵的年轻将领赵括代替廉颇。秦国同时秘密调来大将白起。长平之战以赵军惨败，四十万降卒被坑杀为结局，从此东方六国再也无力抵抗秦国的进攻。
前258年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大破秦军于邯郸城下，信陵君也于后来率军于函谷关外大胜秦军，但这些已不足令秦国衰落。
前256年秦国攻入雒邑，西周公投降，周赧王病逝，周朝灭亡。前249年，秦相邦吕不韦又带兵灭掉了位于巩邑（今河南巩义）的东周公国。前221年，秦国统一中原。[22][23]
疆域
主要诸国地理位置和疆域范围
诸侯国
控制范围
开国君主
魏
约占有今河南北部，中部和东部，山西南部
魏文侯（魏斯）
韩
约占有今河南中部，西部，山西东南部
韩武子（韩万）
卫
约占有今河南西北部
卫康叔（姬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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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中央制度
东周前期诸侯国君称公、称侯，只有“蛮夷”之国如楚、吴、越等称王；而东周后期徐州相王则拉开了华夏诸侯称王的帷幕。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17]
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前256年被秦所灭为止，共传25王，前后经历了515年。东周实际上分为两个时期，以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因孔子改编的鲁史《春秋》而得名，其特点是天下权力重心由天子下移到诸侯；周元王元年到东周灭亡（公元前256年）35年后的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因西汉刘向所编《战国策》一书而得名，其特点是权力重心继续下移，由诸侯而卿大夫而士，布衣即平民阶层兴起。[32]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而战国时期，是中国君主集权制的开始。[32]
西周时期，周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可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或兼并。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徒具虚名，再没有控制诸侯的力量，由此历史也开始了一个列国纷争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同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的强大起来，有的衰落下去。[17][33]于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诸侯林立的情况，严重束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东周都城
都城：东周王城
东周王城遗址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平面大体呈正方形。西北角在今东干沟村北，东北角在今洛阳火车站东约1公里，西南角在今兴隆寨村西北，东南城角被洛河冲毁。今五女冢村附近地势较高，城墙遗迹保存较好，地面上仍能看到残存的东周王城城墙。整个王城周长约15公里，与晋《元康地道记》“王城去洛城（指汉魏故城）四十里，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三十六步”这一记载基本吻合。[34][35]
有关古文献记载：东周王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共十二座城门。南有圉门，北有乾祭门，东有鼎门等。每座城门均有三个通道，城内设经、纬大道各九条。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王宫前面建有殿庭，后面建有商贸市场；王宫的右侧建有神坛社稷，左侧建有宗庙祖堂，城南三十里建有明堂。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建筑布局。但这种“理想化”的布局和考古勘察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34][35]
勘察表明，东周王城城墙始建于春秋中期，战国至秦汉时曾多次修补。到西汉后期，整座城池开始荒废。而汉河南县城则是在东周王城旧址上兴建的。[34][35]
春秋时期，尽管诸侯称霸，王室衰微，但东周王城作为天子之都的重要意义，远非列国都城所能比拟。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地位。东周王城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周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城市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中国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为洛阳市著名的“五大都城遗址”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这一重要城址，在该城址的中心区域修建有王城公园对游人开放。[34][35]
法律
东周中后期，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23]
东周的衰微主要还是因为领土太大，队伍不好带了
历史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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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绝恋之患难见真情：齐国依附秦国，苟且东方的另类解读！
海叔说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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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赋税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
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17]
农业
牛耕和铁制农具推广
东周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17]
春秋时期使用的牛耕和铁制农具在战国得到推广。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山西等地都有战国时期的铁犁铧冠出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38]
铁锸是战国时凹字形弧刃。
井田制的崩溃使百姓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劳动的兴趣有所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应用，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规模兴修，加快了农田的开发和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形成，东周时期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 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铁制农具已多有使用。《国语·齐语》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指的是铁。[39-41]
恶金所铸的钼，即锄；夷，即削草平地的锄类；斤，形似锄而小，主要为砍木平木工具；即䦆，是掘土工具。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实物证据。至少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22个省和自治区140余个地点出土过铁制农具，种类有耒、锸、锄、䦆、镰、犁等。春秋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39]
水利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周时期，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39]
畜牧业
春秋战国时，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17]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
商业
货币
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17]
春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铸币在贸易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逐步取代西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贝币和各种实用货币，并开始形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征的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区域。这就是黄河中游周、晋的“布币区”，东方齐国海滨地区的“刀货区”，以及南方楚国的“蚁鼻钱”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商品生产的需求加大，货币的流通量激增。春秋时期的货币流通区域，至战国时期，范围进一步扩大，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刀币和布币在许多国家并行。战国中期以后，在北方以魏、秦为中心，出现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圜钱。战国末年，齐、燕、秦出现圆形方孔钱，并最终统一了中国的货币。此外，战国时期黄金的使用开始盛行，在南方的楚国，黄金铸币金版多有发现。[45]
周、晋（三晋）货币，由农具钱演变而来的原始布，到春秋以后，逐渐脱离原来作为农具的遗痕，从实物货币的范畴分化出来，成为真正的金属铸币。因为其首部仍保留着农具铲有銎可以纳柄的遗迹，所以称空首布。它是由农具铲向战国平首布发展的过渡。春秋早期，周、晋、卫出现由原始布发展而来的特大型平肩弧足布和耸肩尖足布，通长达13－16.5厘米。此外还有斜肩弧足、平首方足等形态，各有大、中、小型。战国时期，周与三晋地区流行3种货币：平首布、刀化和圜钱。韩、赵、魏三国铸行的货币，以布钱为主，刀化、圜钱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也曾使用过。周的辖地主要实行圜钱。[45]
齐国货币，齐国是海岱之间的东方大国，拥有山泽渔盐之利，商业十分发达，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刀币体系，到其晚期才出现圜钱。刀化从春秋时期即流行于齐国，种类很多，厚大精美。从面文、形质看，越早形体越大，制作越精。而至后期，铜质渐粗糙，形体变小。铭文自春秋以来一直沿用“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建邦法化”、“齐法化”几种。其中前4种刀身外轮高于柄部，后两种的刀身与柄部外轮齐高。大约到战国中期威、宣之时（公元前378－前324年），齐国国势达到鼎盛时期，齐国境内的刀币皆统一于“齐法化”的形式。[45]
燕国货币，战国时期，燕国是北方大国，刀、布并行，燕明刀是其主要货币，晚期也铸行过圜钱。[45]
楚国货币。从春秋以来，南方的楚国就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铜铸贝“蚁鼻钱”体系。进入战国，蚁鼻钱的流通区域更加扩大，同时爰金盛行，随着与各国贸易往来的增加，还出现布币。[45]
秦国货币，秦在商鞅变法以前，国力薄弱，铸钱的可能性较小，且至今仍未发现史料记载与实物证据。若有铸币流通也可能是自其它国家流入的货币。秦孝公时商鞅去魏入秦，进行变法改革，秦国逐渐强大起来，铸币才有可能。战国圜钱始于魏，而秦是魏的近邻。魏流通的圜钱形式必因商鞅入秦而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在商鞅变法后铸行一两圜钱是可能的。《史记·始皇本纪》载“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一事，则是指正式实行方孔圆形的“半两”钱。秦国货币大致有一两圜钱、半圜钱、两甾钱、十二铢钱、半两钱等。[45]
量器衡器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批私田，井田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为了增加收入，相继进行改革，逐渐废除井田制下的力役地租，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改为征收田赋。在这种情况下，度量衡的需求日增，其制度也渐趋完备。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在各诸侯国先后确立。[48]
商鞅铜方升
为了便于商品交换和征收赋税，度量衡的应用更为广泛，制度也趋统一。齐国的陈氏在夺取政权后，把容量单位制由四进位改为五进位，并制发了标准量器。现存的子禾子铜釜，器上有铭文，记载了明确的计量制度和管理措施，是有关度量衡制度研究的珍贵文献。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在“开阡陌封疆”，彻底废除井田制的同时，进行度量衡方面的改革，扩大了亩积制，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并在公元前344年颁发了标准量器——商鞅铜方升。商鞅颁行的度量衡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48]
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据始刻铭文可知，为战国时期的秦国所制，但是在秦统一后继续沿用，并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纪元年又两次加刻诏书予以验定，反映出自战国时的秦国至秦朝统一，其衡制长期保持稳定。这也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便于彼此的贸易交往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迄今为止，东周的尺度尚属少见，量器和衡器的发现则较多。[48]
手工业
东周与商的地理位置差异反应在艺术表现上，尤其是东周晚期的艺术作品，展现了多元的风貌与高水平的技术。或许受到孔子反对以人殉葬的影响，以低温烧制的陪葬塑像（明器，又称“冥器”、“盟器”）数量增加。东周时期亦出现低温绿色铅釉器皿、质地松的打磨黑色器皿、高温釉器皿等。有些陶器仿效最新流行的漆器，色彩鲜明，有些则仿效青铜器。另有模制与装饰的陶瓦、陶砖。西周时期较少见的玉雕再次成为重要的陪葬品与个人饰物。青铜的应用不限于宗教礼仪用途，变得较为世俗，常用作结婚赠礼之居家装饰。青铜钟及青铜镜逐渐流行，动物和怪兽图腾则由色彩缤纷而样式化的装饰图案所取代。东周墓葬出土有最早绘于丝绢上的画作。此外，亦发现了汉代及唐代陪葬陶器的前身。[53]
冶炼技术
东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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