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
东周与商的地理位置差异反应在艺术表现上，尤其是东周晚期的艺术作品，展现了多元的风貌与高水平的技术。或许受到孔子反对以人殉葬的影响，以低温烧制的陪葬塑像（明器，又称“冥器”、“盟器”）数量增加。东周时期亦出现低温绿色铅釉器皿、质地松的打磨黑色器皿、高温釉器皿等。有些陶器仿效最新流行的漆器，色彩鲜明，有些则仿效青铜器。另有模制与装饰的陶瓦、陶砖。西周时期较少见的玉雕再次成为重要的陪葬品与个人饰物。青铜的应用不限于宗教礼仪用途，变得较为世俗，常用作结婚赠礼之居家装饰。青铜钟及青铜镜逐渐流行，动物和怪兽图腾则由色彩缤纷而样式化的装饰图案所取代。东周墓葬出土有最早绘于丝绢上的画作。此外，亦发现了汉代及唐代陪葬陶器的前身。[53]
冶炼技术
东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17]
“繁阳之金”剑，东周王城遗址出土。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周的铜矿冶遗址已发现多处，青铜器铸造遗址在列国都城附近更普遍存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是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研究东周的铜矿冶和铸造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和极其丰富的内涵，以及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所提示的采矿、冶炼的高超水平，为中国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42]
东周的青铜器主要指各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或婚丧礼仪时所用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车器、马饰、兵器及工具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蒸饪器与盛食器数量增多。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地位越高，享用数量越多。就礼器而言，有鼎、豆、壶、盘、尊等，乐器有编钟，生活用具有带勾和镜等。[42]
曾侯尊盘（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战国早期）
从各地出土的铜器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考察，当时除采用浑铸法外，已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即将器物的耳、足、环等附件铸好之后，嵌在主体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也有先将主体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期以后，还出现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等，上下多层花纹皆纤细透空，即以这种技法铸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范铸造，而且一范多用。铜器花纹的制作已采用花版捺印的新技术，其它如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工艺，使东周铜器的装饰花纹富丽堂皇。[42]
东周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制玉工具，尤其是磨制技术的改进，旋转的速度加快，并开始采用硬度更大的金刚沙粉。进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进了制玉技术的突飞猛进。东周玉器多出土于墓葬，不但数量大，工艺也十分精湛。东周玉器承袭商殷、西周的传统，制玉技术向精巧、华丽的新工艺方向发展。经历春秋时期的过渡，至战国初期，制玉技术有长足的进步。战国玉器种类丰富多样，造型优美，纹饰绚丽繁褥，不仅镂雕及连锁技术精湛，而且制玉与金银细工结合，创造出许多精美绝伦的上乘佳作。最著称于世的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数量多达三百余件，主要有玉璧、玉璜、玉佩、玉带勾等佩饰及小件动物形饰物，形制典雅，制作精巧，尤以四节和二十六节龙凤佩饰最为杰出，其设计之工巧周密，工艺技术之繁难程度，前所未有。战国玉器已逐渐摆脱商用玉器的图案艺术风格，向写实方向发展。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玉马，各部位刻划细微，形象生动逼真。[55]
玉透雕三龙环形饰
漆器制作
东周时期，铁制的刀、凿、锛、斧等木作工具的普遍使用，使以木胎为主的漆器生产，不仅提高了产量，也改进了质量。尤其在战国时期，以青铜器的轻重多
来显示统治者身份地位的礼制已趋没落，陵墓中的随葬品，漆器逐渐增多。战国漆器无论在产量、品种以及制作技术诸方面，都远超前代，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密不可分。战国漆器大多数出自楚墓。楚国是战国时期幅员最大的国家，已发掘的战国墓也以楚墓为最多。漆器在楚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楚墓采用白膏泥密封墓室的方法，对保存漆器极为有利，得以从楚墓中见到大量战国漆器的重要原因。大中型楚墓中随葬的漆器少则数十件，多至上百件。[56]
小型楚墓随葬漆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说明漆器的使用已深入社会的基层。楚国漆器的种类繁多，生活用品有奁、盒、箱、几、床，饮食用具有杯、盘、豆、壶，乐器有琴、瑟、笙、鼓，武器有弓、盾、甲胄等。楚国漆器的木胎制作在延用传统的研制、镟制成型工艺的同时，又开始采用卷木成型的新技术。夹纻胎漆器是在以麻织品成型的胎体上反复多次涂抹漆灰，然后表面磨光，再髹漆彩绘。[56]
夹纻胎漆器胎薄体轻，美观实用，其成型技术是楚国漆器胎体制造工艺的杰出创造，具有不易变形和开裂的优点，而且开拓了漆器胎体用料的新途径。楚国漆器的髹饰工艺又有进一步提高，彩绘技艺更为成熟。彩绘使用最多的颜色是黑色和红色，以黑地朱绘为主，此外，还有金、银、黄、绿、蓝、赭、灰等多种颜色，形成楚国漆器艳丽多彩的风格。描金是彩绘的一种重要手法，楚国漆器的制作中多有使用。楚国漆器彩绘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各种繁复的几何花纹，还有表现人物、狩猎、宴享、歌舞以及禽兽的写实图案，形象生动，极富生活气息。曾侯乙墓出土漆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制作工艺之精，举世瞩目。曾国在战国之初即附属于楚国，曾侯乙墓漆器的制作工艺与楚国漆器也大体一致，所以理应归属于楚国漆器的范畴。此外，四川出土的巴蜀漆器在楚国漆器的影响下，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地区特色。[56]
东周时期漆器
器械工艺
东周时期的金银器工艺具有十分高超的水平。金银器的出土地域也很广阔，不仅中原，而且江南和塞北也出土各种金银制品。中原地区的金银器多为器皿、带勾等，一般采用范铸法制成，内蒙古、陕西等地出土的匈奴族金银器，主要是首饰及马具上的饰件。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王遗物之中，金器多达二百余件，还有少量银器。其中的鹰形金冠饰，虎、牛饰牌，虎、鹿扣饰等，制作方法包括范铸、锤压、雕镂、抽丝、镶嵌等，几乎遍采金细工艺中的各种技术，足以代表战国晚期匈奴王室金细工艺的最高水平。[68]
鹿形金怪兽
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鹿形金怪兽、金银虎、银鹿等，在各种动物形象上采用立雕或浮雕的手法，神态生动，形象逼真，达到写实和装饰意趣的高度统一。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蟠螭纹带金鼎和双耳金杯采用环耳、衔扣、盖、身等分铸，再合范浇铸或焊接成器的方法，工艺较为复杂，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近似。[68]
丝织技术
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鼓励发展蚕桑和丝绸的生产，加上铁器的推广使用促进了手工业机具的不断革新，丝织技术迅速提高，丝绸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中国丝绸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古代总称丝绸为帛或缯。考古发掘所见的东周丝绸大致有绢、纱、绨、缣、绉、罗、组、绦、绮、锦、绣等品种。考古发现的丝织品多属战国时期。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楚墓，这是由于南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利于丝织品的保存。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丝织业东周时期也很发达。春秋丝绸迄今见于报道的考古发现尚不多。[69]
有关战国丝绸的考古资料比较丰富，见于报道的出土地点主要在湖南和湖北。1982年发掘的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大量完整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色彩斑斓，几乎包括东周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是东周丝织品的一次最集中的重要发现。出自棺内的衣衾共19件，此外还有巾、镜衣、囊、枕套、棺套，以及木俑身着的衣裙等。[69]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绵袍
丝织品的种类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绣等。丝织技术水平之高，令人惊叹。绢在战国丝绸中用量最大，其织造技术不断提高。马山1号墓的绢
经纬密度最大的达到每平方厘米158×70根，比春秋时期的绢更为细密。染色绢的品种较以前也有所增加。[69]
马山1号墓绢的颜色多达6种。锦是楚国丝绸最富特色的种类之一。马山1号墓的锦种类很多，二色锦有塔形纹锦等6种，三色锦有舞人、动物、纹锦等3种。舞人、动物、纹锦的纹样横贯全幅，织造时使用143个提花综，充分反映当时已有相当先进的提花织机和娴熟的织造技术。绨、组、绦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丝绸新品种。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是战国丝织技术的重要创新。马山1号墓中出土的绦数量较多。针织绦带结构复杂，除横向连接组织外，还应用提花技术，编织方法巧妙，把中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69]
楚国的刺绣绚丽多彩，代表了楚国丝绸的最高水平。刺绣多以绢为地，以罗为地者也偶有所见。马山1号墓的21件绣品，花纹各不相同。针法虽比较单一，但锁扣十分均匀、整齐、线条流畅。较多地运用改变线条方向、排列方式、稀疏密度的方法来表现各种禽兽的细部，突破了单调、呆板的传统，给人以生动、多变之感。刺绣纹样的构图讲究对称平衡，动静结合，色彩搭配适当。图案的内容充满神话色彩，鲜明反映了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对后世刺绣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69]
文化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发生着影响。[52]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宗教
春秋时期并没有一种广泛流行的宗教，因为道教是从汉代才开始出现的，佛教也是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不过，春秋时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五行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之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移“。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旦是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17]
礼乐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乐在西周很重视，有
一
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周代乐舞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周代的已有比较完善教育制度，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就是周代贵族的文化教育内容，中国最早的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乐经》（已佚）、《春秋》都产生这个时期，以及春秋时期的诸子学说等。[22]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是由封建领土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在此期间新旧阶级、阶级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从本阶级或本集团利益出发，对宇宙、社会以及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这样，在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后世十分少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并非实指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等。后人把这九家称为“九流”。“三教九流”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医学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17]
天文
战国时，杰出的天文学家齐人甘德有《天文星占》，魏人石申有《天文》。他们发现五大行星中的荧惑（火星）和金星（太白）有逆行现象，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值星周期为一点九年，木星为十二年，与现代科学测定极为相近。石申对二十八宿距度和其它一些恒星什宿度的测量，是早期恒星定量观测的重大成果。后人将两人的著作合称《甘石星经》。战国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大致齐备，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秦朝实行颛顼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尾。[23]
数学
战国时的《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如两条并行线之间等距、三点共一直线，同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皆为直角等。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用十根小棍摆成不同的形状来表示数字，进行计算，大大加快了计算的速度，此外，光学八条也是墨经的重要成就。《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23]
物理
力学知识在《墨经》中也有很好的阐述。认为，力是人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指出杠杆平衡与两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长短都有关系，发现船的形体大小与其在水中下沉深浅有一定的均衡关系，是关于浮力原理的朴素表述。[23]
社会
建筑
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著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称为祖师。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66]
瓦当即瓦挡，是中国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东周瓦当一般为泥质，烧制温度较高，质地坚硬，呈青灰色，
有半圆（简称“半瓦当”）和圆形的两种。半瓦当最早为西周遗存，圆瓦当是从半瓦当发展而来的。圆瓦当始见于战国早期遗址。[66]
东周瓦当的图案有动植物图案、云纹以及动植物变形图案等。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兽面纹半瓦当，双兽相背，张口吐舌，首尾蟠曲，即为变体动物纹图案。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北域图铜版，展示出陵园的平面布局，并有文字说明和各部分的名称、长度，是研究东周建筑史的珍贵资料。河北易县燕下都东贯城出土的楼阙形饰件，得以直观东周的楼阙结构，也进一步了解到当时权贵的实际生活情景。[66]
交通
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春秋、战国的墓葬出土众多的车马遗迹和遗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车马饰尤具地方特色。东周的水路交通十分发达。为争夺水路交通的控制权而引发的战争非常激烈。此外，东周的地图以及符、节等交通凭证也有出土，使对东周的交通状况得以全面了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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