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年的七月，还是个鸣蝉的夏天。
二十九岁的刘耀文在此月的十七日，中午的十二点十分，和自己的新娘相拥，牙齿磕牙齿的互吻，台下的亲朋也随气氛鼓掌，大人们分着喜酒，小孩们争着喜糖。
仿佛所有人都会记住这一刻，他们都是一段爱情的见证者。
但分别后的两三分钟，所有人都会卸下笑脸，回归单调平凡的生活。再过几周，大人们只记得那场婚礼的喜酒不利嘴，小孩们只会抱怨婚礼的喜糖太黏牙。再过几月，所有人都会忘记这一切。
忘得彻彻底底。
像五年前的自杀一样，忘得干干净净。
无论是残花还是春芽都敌不过风雪。
人是一种很健忘的生物，无论别人的新生亦是死亡，不过是石击水面留一痕，痕荡千里再无踪。
我叫宋亚轩。
一个肉身已故的抑郁症患者。
一三年时，我看着那张重度确诊单，我也很惊讶，我的表现居然能那么平谈，平淡到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我照常开了一盒帕罗西汀，听说这种药吃了会心血管畸形，但估计我心脏出问题的那天，我已经死了。但我暂时还不能死，因为有一个叫刘耀文的傻大个放放心不下。
我的抑郁症好像从初二就开始了，那时也没啥感觉，除了睡得少，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我那时过得还挺犟，现在，我真的蛮羡慕那个曾经吊儿郎当的我。
貌似是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的症状明显加重了，不想吃饭，有睡眠障碍，避免交谈，母亲以为是升学压力大，父亲则认为我作高冷。直至母亲发现我眼神阴沉无光，才赶忙送我去了医院。
我不大喜欢医院的消毒水味，但也不想抗拒母亲的担心，便和母亲一起挑了个晴天去了医院。
那天天气很好，就连南方早上常有的雾都没有。
医生叫我坐在一张舒服的小转椅上，问了我几个驴唇不对马嘴的问题，我摸不着问题的每个选项所代表什么，只好如实回答。
答完，医生叫我和母亲到外面的长椅待上十分种，结果恨快就好。我在长椅上百般聊赖的扣着手指甲，母亲似乎很紧张，好像那不是一张医疗诊断，而是一张法院判决。
轻度抑郁，母亲拿着诊断不知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啜泣，满脸尽是被打散的泪，我缩在墙角，也不知怎么面对母亲。
医生倒是说学生压力大，未必是真抑郁，不用太担心，先开点安神助眠的中药试试吧。我是真心希望，他打在电脑屏幕上的那个乐观的诊断是真的
他的手敲击着键盘。
母亲的泪打着我的心。
真是奇怪，得知抑郁的我，竟自我感觉乐观了起来。
我变得很听话，尽管是很苦的中药，我也是一饮而尽，没有犹豫，母亲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些汤汤水水上，我不想寒她的心。
之前考上的学校不知从哪拿到了我的诊断，就退了我的入学申请，后来才知道，补录的那个学生，他爸跟校长挺好的。
资本家的学校我实在读不起，父亲连天奔波才给我找了个学校，把我塞了进去。我好像是街边的空易拉罐，人人都厌恶地一脚踢开，个别的，还得再踩两脚。
我真像是一直从下水管道里被揪出来的老鼠，在阳光下感到浑身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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