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的妥协

似乎无法那么快的转变思想，只有闲下来时会去想一些高级认知上的本质问题，有时感觉累是在想如何用傲慢与偏见解决别人对我的傲慢与偏见，在西方社会里，似乎傲慢与偏见都被赋予了主义或是个性的定义，也就拥有了合理的社会包容，受到别样的尊重，但是定义这种东西常被人从科学角度分析，也就是有着对错之分，而它的对与错常与人类社会何去何从关系起来，当人们思考定义的对错时，人群就被极端地划分了。

我想我年少轻狂的表现大部分是在不断思考如何用傲慢与偏见去对抗我所处环境的傲慢与偏见，但对抗后我常常是在反省自己与自我怀疑，甚至常常上升到思考我的家庭教育，民族与国家是否出现了错误，这样的事常让我陷入痛苦与焦虑，反感这样的情绪的我时常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本职工作与学业上，但这无法维持一整天，当我不可避免地刷手机时，大数据似乎抓住了我的痛苦与焦虑，不断让我陷入思维漩涡，有时一整夜都在思考如何回应傲慢与偏见以更加强烈的傲慢与偏见，换来的是一整夜的自疑。

于是我必须按照这样一个原则：想不明白的事是最好解决的，说不明白的话是最好听的。才能停止去思考那些主义那些个性化差异那些文化那些傲慢与偏见，并非这些与我无关，而是这不是交给我来做的事，我为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负责任的。

当我开始对事情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否定时，我想明白了，对抗傲慢与偏见的方法是包容而非对抗。我的不完全同意，就是无视，我的不完全否定就是接纳，一部分无视一部分接纳，这就是包容，无视让我不再自我怀疑，还避免了不必要冲突，接纳让我提高了认知，加以思考我就变得更有价值。这时，主义对我来说没有了煽动性，个性降级成了坏习惯，对这些事也就不在乎，无所谓了。钝感力，是知识分子与喷子区别的关键。

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更不呼吁别人都宽容，人类的历史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正是多数人有着对抗与私心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尽管有时在我看来是会走向灭亡的，但只要有刺激，人类这种生物就大概率会去刺激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