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的13世纪中叶，蒙古铁骑的锋芒已横扫欧亚大陆，而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正以长江天堑为屏障，苦苦支撑着岌岌可危的江山社稷。公元1267年，忽必烈这位志在一统天下的蒙古大汗，在精心谋划后，果断派遣麾下大将阿术与降将刘整，率领精锐部队，如雷霆般突然扑向南宋防御体系的关键节点——襄阳城。这场突袭，犹如一柄锋利的匕首，直插南宋王朝的胸膛，就此拉开了决定两国命运的襄阳之战的序幕。
次年，忽必烈深知襄阳战略意义重大，遂再遣丞相史天泽奔赴前线助战。史天泽，这位在蒙古军中威名赫赫的统帅，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他的到来，使得元军的作战部署更加缜密。元军在襄阳、樊城二城四周大兴土木，修筑起坚固的城围，如同一条铁索将两城紧紧束缚。同时，元军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封锁了汉水航道，截断了襄阳与外界的水上联系。在随后的日子里，南宋多次组织援军，试图冲破元军的封锁，解救襄阳之困，但元军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防线，一次又一次地将南宋援军击退。
回顾南宋的军事防御体系，京湖战区（荆襄战区）无疑是其重中之重。这一战区以襄阳、江陵（荆州）、鄂州三大重镇为核心，巧妙地依托长江、汉水两大水系，构建起一个互为犄角、相互依托的防御网络。长江浩浩荡荡，奔流不息，汉水蜿蜒曲折，纵横交错，三城凭借这两条水道紧密相连，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然而，在这三大重镇中，襄阳的地理位置却显得尤为特殊。相对于深处腹地，有着层层屏障保护的江陵、鄂州，襄阳滨汉江而立，孤悬于最北端，宛如一座前哨堡垒，直接暴露在北方敌人的兵锋之下，在地理位置上是最容易被攻克的薄弱环节。
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襄阳的安危便与汉水下游的策应紧密相连。但汉水与长江相比，河道狭窄许多，水流也相对平缓，这使得它更容易被敌军封锁。如果襄阳失去外部的增援，城内守军便只能凭借城墙，进行艰苦卓绝的凭城固守。在冷兵器时代，一座孤城面对强敌的围攻，其结局往往是悲壮而惨烈的。
对于元军而言，想要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无论是强渡汉水，还是控制长江水道，一支强大的水上部队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南宋自然也深知其中利害，不可能坐视蒙古人在长江河道上从容建造战船、训练水师。因此，在攻击襄阳的过程中，汉水成为了元军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元军不仅可以利用汉水便利的水运条件建造战船，一旦占据襄阳这一汉水要塞，其水师便可顺流而下，“浮汉入江”，直扑鄂州，进而撕开宋朝苦心经营多年的整个长江防线，如同猛虎入羊群，对南宋造成致命打击。
此时，刘整提出的“欲灭南宋，先取襄阳”的战略决策，其高明之处便彰显无遗。在元宋双方都将长江防线视为战争胜负关键的大背景下，刘整却独具慧眼，没有将战争的着眼点局限于长江，也没有选择死磕南宋临江的那些坚城重镇，而是另辟蹊径，将连接长江的汉水作为突破口。这一战略，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战争思维，更抓住了南宋防御体系的要害，为元军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然而，想要拿下襄阳绝非易事。襄阳，确切地说应该称为襄樊，它是由隔汉江而筑的襄阳和樊城共同组成的防御体系。樊城北面是一片开阔的湖水，水波荡漾，一望无际，城南则紧紧挨着汉水，波涛汹涌。对于以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来说，这些山水沟壑犹如一道道天然的屏障，使得他们的骑兵优势难以发挥，每前进一步都举步维艰。
而与樊城隔江相望的襄阳城，地理位置更为优越。东、北两面被汉江环绕，江水滔滔，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护城河；西、南两面又有众多山脉连绵起伏，山峰险峻，宛如坚固的城墙，构成了天然的屏障。通往襄阳城的两条进攻路线，都地势险要，狭窄难行，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想要攻破襄阳城，元军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
襄阳被围后，南宋朝廷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么放弃襄樊地区，集中兵力退保下游的鄂州，凭借长江天险，重新组织防御；要么全力以赴地对襄阳进行支援，与元军展开一场生死较量。从后来的形势发展来看，弃襄守鄂或许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因为至少这样能保住长江的控制权，南宋在川陕和两淮的兵力也可以及时驰援，在战争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
但力保襄樊，却恰恰中了蒙古人的“围点打援”之计。此后，南宋的救援行动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使得本就捉襟见肘的军事资源更加匮乏，更直接导致襄阳沦陷之后，长江防线迅速崩溃，南宋王朝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然而，襄樊的地理位置实在太过重要，它不仅是南宋抵御北方的重要屏障，更是连接南北的交通枢纽；城中数十年的积累也难以割舍，粮草、军械等物资丰富，人口众多。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之下，宋廷最终还是选择了力保襄樊，一场关乎两国命运的生死大战就此升级，焦点也从围绕城池的攻防战，转化为蒙宋之间激烈的阻援和破围拉锯战。
1269年三月，春寒料峭，两淮都统张世杰，这位南宋军中的勇将，怀着满腔热血，率领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地增援襄阳。元军早已严阵以待，双方在汉江上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战鼓雷鸣，喊杀声震天，箭矢如雨般纷飞，战船相互冲撞，水花四溅。但最终，张世杰的部队因种种原因，不敌元军，被击退。
同年七月，汉水正值汛期，原本冬春看起来窄浅的河道，此时变得浩渺无垠，波涛汹涌。权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夏贵，亲率三千战船、五万水军，满载着粮草盐布等物资，浩浩荡荡地溯汉江而上，驰援襄阳。由于当年汉江水量格外丰沛，下游两岸元军修筑的堡垒大半被淹，蒙军饱受水浪侵袭，面对夏贵的突然出现，一时间缺乏准备。宽阔的江面之上，元军临时发射的投石、箭矢根本无法伤及江中船队分毫。宋军一路顺风顺水，基本没有遇到多少阻力，物资便安全地抵达了襄阳城下，暂时缓解了襄阳城内的燃眉之急。
然而，也许是增援任务完成得过于顺利，让夏贵产生了轻敌之心。在返程途中，他竟临时起意，率军攻打襄阳东北的鱼梁洲蒙军城堡。元军早已设下埋伏，夏贵的部队反遭对手偷袭。刹那间，喊杀声四起，火光冲天，宋军阵脚大乱。一番混战之后，夏贵折损了战船五十多艘，伤亡士兵两千余人，最后狼狈逃回下游郢州。
尽管夏贵惨败而归，但数千南宋战船仍在大摇大摆地增援襄阳，这给负责围攻襄阳的阿术、刘整等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宋军利用汛期再次来援，元军在冬季水浅之时，在河道之中打入大量粗壮的木桩。这些木桩密密麻麻，如同森林一般，相互之间又钉上铁链，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水上屏障，以此防范下游南宋战船在江面行驶。
与此同时，各地蒙军也是源源不断地增援而来。短短一年之内，围困襄阳的蒙军就达到了10万人，其兵力之雄厚，令人咋舌。而刘整更是在汉江边，精心打造了一支战船五千艘、兵员七万人的水师。这支水师的建立，标志着蒙古人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水上部队，从此完全具备了与南宋在江面一决雌雄的能力，也为元军最终攻克襄阳、灭亡南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襄阳之战的局势，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张和激烈，一场更大规模的生死较量即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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