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深秋，淞沪的梧桐叶在寒风中簌簌飘落。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整个局势如同黄浦江上的迷雾，愈发扑朔迷离。日军在正面战场步步紧逼，而暗流涌动的敌后谍战，则在这座"孤岛"上海上演着更为惊心动魄的较量。
法租界一栋不起眼的洋房里，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正对着泛黄的地图出神。窗外偶尔传来巡捕房警车的鸣笛声，衬得办公室里的座钟滴答声格外清晰。他手中的红蓝铅笔在南京与上海之间来回划动，眉头间的川字纹愈发深刻。
"咚咚"——两声克制的敲门声打破了沉寂。
"进来。"陈恭澍头也不抬，声音像淬了冰。
木门吱呀一声，他最得力的行动组长陈煊侧身而入。这个三十出头的汉子身形精瘦，眼角有一道不明显的疤痕，是去年在虹口区行动时留下的纪念。
"局座，人带到了。"陈煊压低声音，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西装内袋里的勃朗宁。
陈恭澍这才抬起头，鹰隼般的目光越过金丝眼镜："带进来。"
跟在陈煊身后的是一个佝偻着背的老者。粗布衣衫上沾着油渍，脚上的千层底已经磨出了毛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肩头蹲着的一只猕猴，正机警地转动着琉璃般的眼珠。老人脸上沟壑纵横，唯有一双眼睛亮得惊人，像两簇跳动的鬼火。
"高振？"陈恭澍的钢笔在记事本上轻轻一点。
"正是小老儿。"老人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却带着江浙一带特有的糯软腔调，"长官要看的猴戏，得去夫子庙才......"
"够了。"陈恭澍突然抬手，钢笔在灯光下划出一道冷光。他转向陈煊："确认过了？"
陈煊从公文袋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两个穿着学生装的少年，站在岭南学堂的木棉树下。左边眉清目秀的赫然是年轻时的汪兆铭，右边咧嘴傻笑的......
"民国二年在广州拍的。"高振的指节轻轻抚过照片，猴子突然吱吱叫了两声，"那会儿他总说，要和我一起看扶桑的樱花。"
办公室陷入死寂。陈恭澍的眼镜片反射着台灯的光，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半晌，他冲陈煊微微颔首。
当夜，一份标着"绝密"的电报穿越硝烟飞向重庆。戴笠的回电在黎明时分送达，电文纸上只有力透纸背的两个墨字："可行。"
接下来四十二天，法租界边缘的废弃仓库里彻夜亮着灯。高振的猴笼挂在训练场角落，看着主人日复一日地练习——拆装毛瑟手枪时，他布满老茧的手指灵活得不像五十多岁的人；近身格斗训练后，他吐着血沫却坚持再打一轮；最令人心惊的是毒药课，当教官演示氰化物发作效果时，老人的眼神比试管里的白色结晶更冷。
"值得吗？"某个雨夜，陈煊递给他一支哈德门香烟。
高振吐出一个烟圈，猴子在他膝上安静地梳毛："那年南京陷落，我亲眼看见日本兵把孕妇......"烟头突然在他指间折断，"汪兆铭不该忘记，我们当初为什么剪辫子。"
出发那天的晨雾特别浓。北站月台上，化装成药材商人的陈煊与两个"伙计"拎着皮箱登上二等车厢。而在三等车厢的嘈杂人群里，高振的猴儿正抓着一把花生，引得周围苦力们阵阵哄笑。当汽笛拉响时，老人混浊的眼底闪过一丝精光，快得像是错觉。
列车向着南京方向呼啸而去，碾碎的落叶在铁轨上卷起又落下，如同这乱世中无数微不足道的生命。没有人注意到，猴子的项圈里藏着一枚特制的铜扣，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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