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优生学思想受到全面批判的同时，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新发现又为生物决定论提供了新的论据。

回到木村隆一的案例。专家证人、神经科学家田中正雄在法庭上展示了犯罪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我们现在知道，前额叶皮质，特别是眶额皮层对于抑制冲动和理解道德规范至关重要，"田中解释道，"著名的菲尼亚斯·盖奇案例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位19世纪的铁路工人在一次事故中前额叶穿透伤后，尽管智力没有受损，但性格却发生了180度转变，变得冲动、易怒且不顾社会规范。"

此外，还有更加现代的证据。2000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携带单核苷酸多态性MAOA-L基因变异的男性，在童年受到虐待时，成年后出现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显著高于普通人群。这种被媒体称为"战士基因"的变异，与受试者前额叶皮质活动降低有关。

"这些证据表明，某些人确实比其他人更容易犯罪，"田中继续说道，"不是因为他们'邪恶'，而是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在处理道德判断和冲动控制时存在先天缺陷。"

负责此案的法官中村裕子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如何在新兴科学证据与既定法律原则之间找到平衡？如果木村确实因为生物学原因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传统的刑罚目的——惩戒和教育——还有意义吗？

辩方律师小野和彦敏锐地指出："如果我们接受大脑异常导致暴力行为这一观点，那么木村应该被视为一名病人而非罪犯。他需要的是治疗，而非惩罚。"

然而，检察官高桥诚反驳道："即使木村的大脑存在异常，这并不能解释他精心策划爆炸的行为。制作炸弹需要周密计划和精确操作，这绝非冲动之举。更何况，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辩护，那么任何罪犯都可以声称自己有某种程度的'大脑异常'来逃避惩罚。"

这场法庭辩论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如果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那么责任归属变得异常复杂。

哈佛大学神经伦理学教授约书亚·格林指出了这一两难境地："科学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许多我们认为是'选择'的行为实际上受到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深刻影响。但如果我们全否定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整个社会秩序将无法维持。"

随着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的不断发展，类似的案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涌现。2007年，意大利法院因一名被告携带MAOA-L基因变异而减轻了其谋杀罪的刑罚。2009年，美国田纳西州的一名律师为其当事人辩护时提交了脑部扫描，证明他的杏仁核（负责情绪处理的脑区）功能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