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艾伦·霍奇斯虽然对基因在天赋中的作用持开放态度，但他对这种简单粗暴的“基因决定论”感到担忧。他深知，大脑的复杂性远超单一基因所能解释。环境、教育、个人经历，这些因素都在塑造一个人的能力和个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强调科学研究需要严谨，不能被商业利益和社会情绪所绑架。

然而，道森的理论更符合人们对成功的渴望和对未知的好奇，因此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媒体乐于报道那些“天赋基因”的故事，公众也更愿意相信，成功是有迹可循的，甚至是可以被预测的。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艾伦的谨慎和理性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道森并没有止步于基因检测。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具争议性的想法：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增强胚胎的“天赋基因”，从而“优化”下一代的认知能力。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引发了轩然大波。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宗教领袖纷纷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触及了人类的底线，可能导致社会不公和基因歧视。

然而，在一些渴望培养“超级精英”的权贵阶层中，道森的想法却受到了欢迎。一些私立机构开始秘密地进行相关的研究和实验，试图将理论变为现实。这种趋势让艾伦感到深深的忧虑。他意识到，科学研究一旦脱离了伦理和社会的约束，可能会走向极其危险的方向。

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类似的基于生物决定论的思潮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优生学运动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当时，一些科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类可以通过选择性繁殖来“改良”种族。他们主张对那些被认为具有不良基因的人进行强制绝育，甚至剥夺他们的生育权。

这场运动在多个国家得到了官方支持，导致了无数无辜生命的悲剧。在美国，数万名被认定为智力低下或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被强制绝育。在纳粹德国，优生学被极端化，成为种族清洗的理论依据，最终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艾伦·霍奇斯深知历史的教训。他明白，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生物学因素，不仅是科学上的误导，更可能成为滋生歧视和暴力的温床。他决定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更全面、更复杂的视角，去探索天赋与环境、基因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

他开始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合作，共同研究大卫·克莱顿以及其他具有特殊天赋的个体。他们发现，大卫的创造力并非仅仅源于大脑结构的异常，还与他从小接触的丰富多彩的环境、父母的鼓励和支持以及他自身的努力和热情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