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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我和陈雨晴重新取得了医师执照。我们没有回到大城市的三甲医院,而是留在了这个小镇,接手了一家即将倒闭的诊所。
福宝已经会跑会跳,牙牙学语时会叫我们"干爹干娘",也会蹒跚着跟在李爷爷身后,帮他整理回收来的废品。
每个月,她的亲生父母都会来看她一次,带来礼物和拥抱。起初的尴尬逐渐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亲情,三个家庭因为一个孩子而紧密相连。
有时候,深夜里我会想起那段经历,想起我们失去的和得到的。我不再后悔当初的决定,也不再为失去的职业身份而遗憾。
陈雨晴的诊所里总是挂着一幅福宝的照片,每当新病人好奇地询问时,她就会讲起这个特殊的故事。
"有些病,不是药物能治好的,"她总是这样说,"有些医治,不需要处方和手术。"
今天,我们接到了李福生的电话,他已经七十岁了,身体大不如从前。
"等我走了,福宝就全是你们的了,"他在电话那头说,声音依然温暖,"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但救了福宝,认识了你们,就值了。"
放下电话,我和陈雨晴相视一笑。窗外,春风吹拂着我们种下的花树,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就像我们的人生,有得有失,但终究美丽而有意义。
也许我们不再是响当当的三甲医院专家,但在这个小镇上,在福宝的生命里,我们依然是最重要的人。
而这,比任何医学成就都更让我们感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