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祖父这一生,前半辈子活得锦衣玉食,后半辈子却尝尽了人间疾苦。那场运动席卷而来的时候,从我曾祖父到他娶进门的七八房姨太太,再到我曾祖父的兄弟姐妹,几乎无一幸免,尽数遭了清算。轮到我曾祖父时,枪口已经泛着青烟,抵在了他的后脑勺上,县里的革委会主任吧嗒着旱烟袋,慢悠悠地说道:“要不是沈老三当年搭把手,咱们这帮人,怕是早就埋在土里了,哪还有今天的太平日子?”
原来,抗战那会儿,我曾祖父在家里的雕花大床上和日本人推杯换盏,虚与委蛇,而我的曾祖父——那个被沈家上下都看作“不务正业”的三少爷,却暗中给敌后的武工队运送紧缺的物资。烟酒、药品、枪支、弹药,甚至连手榴弹,他都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往外送。要说没危险,那是糊弄鬼,可日本人认得沈家那个纨绔子弟,倒也没对他太过盘查。
就是凭着这份“不务正业”,我的曾祖父给沈家留下了最后一条血脉。
命是保住了,可罪却没少受。沈家在城里的大宅子、乡下的几处庄园,全被抄了个精光,连落脚的地方都没了。最后,还是那位革委会主任念及旧情,给大队部打了招呼,把村子西头那片废弃的老戏院给了我曾祖父爷俩。
那老戏院原本是村里的公共财产,可自从几年前出了那档子事儿,就没人敢靠近了,荒草长得比人还高,窗户窟窿跟鬼眼似的。我曾祖父和我祖父父子俩,拖着破烂的行李,灰溜溜地搬了进去。这地方,白天还能勉强透点亮,可一到晚上,就跟进了坟堆似的,阴森森的。爷俩没办法,只能在漏风漏雨的戏台上搭了个简易棚子。夏天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冬天寒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比刀子还利。刚搬进去那会儿,别说棉被,爷俩连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最冷的时候,只能互相搂着,靠体温取暖。
我祖父那时候还小,禁不住冻,常常半夜咳得撕心裂肺。我曾祖父就抱着他,用自己单薄的身子给他挡风,嘴里轻声哼着旧戏文里的调子,希望能压下那骇人的咳嗽声。可那调子在空荡荡的戏院里回响,听着比哭还渗人。
村里人对他们爷俩避之不及,沈家以前的荣光成了最刺眼的罪证。地主家的狗崽子,这是村里那些积极分子私下里喊我祖父的称呼。没人敢和他们来往,生怕沾上晦气。爷俩的日子过得比叫花子还不如,常常是今天有口粥喝,明天就得饿肚子。
最难熬的是下雨天,戏院的屋顶破了大洞,雨水哗啦啦地往棚子里灌。爷俩就缩在角落里,听着雨声,闻着地上朽木和泥土的腥味,感觉自己就像被世界遗忘的蝼蚁。
那老戏院,原本有个名字,叫“太平戏园”。可自打那件事后,村里人再也不敢提这个名字,都叫它“鬼戏院”。关于那件事的传言,有好几个版本,但最邪乎的一个是说,几年前,戏班子里有个旦角儿,长得跟天仙似的,却被一个有权势的人看上了,逼着她嫁过去。旦角儿不从,就在戏园子里上吊了。从那以后,每到月黑风高夜,戏院里就会传来幽幽的唱腔,时远时近,听得人心头发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