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帝国地界的那天,风里带着不一样的味道。
青石板路被车轮碾出浅沟,路边的田埂上竖着木牌,上面用帝国通用的圆体字写着田主的名字。托比凑过去辨认,手指在字缝里划来划去:"这字真奇怪,弯弯绕绕的像蛇。"
我想起海国商人的螺旋符号,忽然觉得,文字或许就该是这样的,能随着地域扭出不同的形状,而不是西土城那些硬邦邦的楔形刻痕。
队伍在驿站歇脚时,撞见了支押送粮草的军队。士兵们穿的铁甲泛着冷光,腰间的铜牌刻着展翅的鹰——和西土城的徽记很像,只是这只鹰的爪子握着剑。
"帝国的鹰要抓猎物了。"老护卫蹲在墙角抽烟,烟杆是用骆驼骨做的,"听说南边的城邦不肯纳新税,皇帝要派兵去拔了他们的城墙。"
我摸着怀里的琥珀,那只小虫子还保持着挣扎的姿态。拔城墙......西土城的城墙是用戈壁的硬土夯实的,父亲说就是百年的风沙也啃不动,可在帝国的剑面前,竟像块松脆的麦饼。
傍晚时来了个穿紫袍的官吏,腰间挂着玉牌,走路时叮当响。他对着信使队长指点了半天,手指最后落在我和托比身上:"这两个少年看着机灵,调去给军需官打杂。"
托比脸都白了,拽着我的胳膊往后缩。我却盯着那官吏的玉牌,上面刻着朵莲花,和信使斗篷上的火焰花完全不同。原来大人物的标记,也有这么多花样。
军需官的帐篷像座小房子,里面堆着成箱的卷轴。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纸,不是西土城那种粗糙的麻纸,是滑溜溜的白纸,用芦苇杆笔写满了字。有个记账的文书见我总盯着卷轴,忽然笑了:"想学?"
他递给我支断笔,蘸了点墨。我在废纸角上画了个西土城的鹰,刚画完就被他按住手:"帝国的字要这样写。"他握着我的手,笔尖在纸上拖出道弧线,"要像水流,不能像石头。"
那天晚上我躺在草料堆上,借着月光在草叶上划那道弧线。托比翻了个身,嘟囔着说想家了。我望着帐篷顶的破洞,能看见几颗星星,和西土城的星星一样亮,可它们好像离得更近些。
几日后的清晨,我去井边打水,听见两个士兵在吵架。一个说南边城邦的人用贝壳当钱,简直是野蛮人;另一个骂他没见识,说海国的珍珠能换十车金币。
"钱这东西,还不就是掌权的说了算?"其中一个啐了口,"当年皇帝爷爷说铜饼子能当钱,那些银块就只能熔了打兵器。"
我提着水桶愣住了。原来货币不是天生就该是金是银,就像语言不是天生就该刻在石头上。那些被西土城人视作天经地义的规矩,不过是有人在某个早晨,随口定下的。
回帐篷时撞见托比在哭,他怀里揣着件破衣服,是从个战死的士兵身上捡的。"这上面有他家的标记,"他抽噎着,"像朵三叶草,和我娘绣在枕头上的一样......"
我忽然想起父亲的木箱,想起那块青蓝陶片。也许所有的标记都是相通的,不管是鹰还是三叶草,都在说同一个词:家。
那天夜里,军需官的帐篷起了火。火光冲天时,我看见文书抱着卷轴往外跑,那些写满圆体字的白纸在火里飞,像一群燃烧的鸟。
混乱中有人喊"南边的奸细",有人拔刀,有人哭喊。托比拽着我往草料堆钻,可我盯着那些飞在空中的纸,忽然想抓住一张。
就在这时,我看见个穿紫袍的人影从帐篷后闪过,腰间的玉牌在火光里亮了一下。他手里攥着个卷轴,跑过井边时,掉了样东西——是块刻着莲花的玉碎片,和那官吏腰间的一模一样。
我扑过去捡起玉碎片,它还带着体温。托比在我耳边尖叫,说火要烧过来了。可我望着那些在火中舒展的纸鸟,忽然明白老匠人说的"会唱歌的罐子"是什么意思了。
有些东西,是烧不坏的。
我们最终跟着逃难的人群往南跑。托比背着我捡的那箱卷轴,我怀里揣着琥珀、陶片和玉碎片。身后的驿站在火里噼啪作响,像西土城砖窑里烧裂的陶坯。
"往哪跑啊?"托比喘着气问。
我望着南边的夜空,那里有颗星星特别亮。"听说海在南边,"我说,"海国的人,把字写在能漂在水上的纸上。"
风从我们身后追来,带着烟火气。我忽然觉得,这风比西土城的风更有力,说不定真能把梭梭吹到该去的地方。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