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

我们跟着逃难的人群走了七天，青石板路渐渐变成了黄土路，最后连路也没了，脚下尽是硌人的碎石。托比背着那箱卷轴，肩膀磨出了血泡，却死活不肯让我替他背。“老匠人说过，字是活的，得有人护着。”他瓮声瓮气地说，额前的碎发被汗粘在脸上。

第八天清晨，我们撞见了个奇怪的队伍。不是士兵，也不是商人，是群穿着粗麻布的人，推着几辆木车，车上堆着高高的竹简，竹简上用红绳捆着，风吹过时哗啦作响。

“是南边城邦的史官。”一个逃难的老者说，“他们在抢着搬典籍，听说帝国的军队要烧书了。”

我盯着那些竹简，上面刻着的字歪歪扭扭，像刚学写字的孩子画的，和帝国的圆体字、西土城的楔形字都不一样。有个史官见我盯着竹简看，忽然从怀里掏出片竹片递给我：“认得吗？这是我们城邦的字，像不像田里的禾苗？”

还真像。那些字的笔画弯弯的，末尾带着小钩子，真像风中摇摆的禾苗。我想起文书教我的帝国文字，像水流；西土城的楔形字，像石头；海国的符号，像螺旋。原来字和人一样，生在不同的地方，就长着不同的模样。

“拿着吧。”史官笑了，眼角的皱纹里沾着尘土，“说不定以后，就没人认得这些字了。”

我把竹片揣进怀里，和玉碎片、陶片放在一起。怀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沉甸甸的，却让我走得更稳了。托比凑过来，用袖子擦了擦竹片上的灰：“这字看着软乎乎的，能顶什么用？”

“等咱们到了海边，”我说，“就把这些字都记下来，写在海国的纸上。”

又走了三天，我们真的闻到了海的味道。不是黑水河的铁腥味，是咸咸的、带着湿气的味道，像刚打开的腌鱼坛子，却让人觉得心里敞亮。

远远地看见一片蓝色，比天空还深，铺在天地尽头，浪头拍打着礁石，像无数只白色的手在拍打。托比看呆了，手里的卷轴箱差点掉在地上：“原来海真的是蓝的……”

海边停着几艘船，和黑水河上见过的不一样，船帆是彩色的，画着鱼和海鸟。有个梳着高髻的女人正指挥着人搬箱子，她穿的袍子上绣着贝壳，看见我们，忽然用生硬的帝国话喊：“要坐船吗？往南走，去岛屿国，那里不收帝国的税。”

我们跟着人群上了船。船板摇摇晃晃的，托比吓得蹲在角落里，死死抱着卷轴箱。我扶着船舷，看着西土城的方向，那里已经被雾气遮住，连城墙的影子都看不见了。

一个老船夫递给我块烤鱼，鱼皮焦脆，带着海的咸味。“你们是从北边逃来的？”他问，牙齿掉了大半，说话漏风，“每年都有好多人来，说帝国要把所有的字都改成一种样子。”

“为什么要改？”我咬了口烤鱼，鱼肉嫩得像豆腐。

“因为他们觉得，只有一种字才像样。”老船夫笑了，指着船帆上的鱼，“可鱼在水里游，鸟在天上飞，各有各的活法，字也一样。”

船开了，海浪推着船往前摇，像躺在母亲的怀里。我掏出怀里的东西：青蓝陶片上的蝴蝶，海国商人给的琥珀，帝国官吏的玉碎片，还有南边城邦的竹片。阳光照在这些东西上，泛着不同的光，像一片小小的星空。

托比终于敢站起来了，他扒着船舷，看着越来越远的陆地：“艾力，我们还能回去吗？”

我把竹片递给她，竹片上的禾苗字在风里轻轻晃。“不知道，”我说，“但我们可以带着这些东西走。老匠人说，陶土烧成什么样，要看窑里的火，也要看陶土自己想变成什么样。”

船帆鼓起来，像一只巨大的翅膀。我望着远处的海平面，那里的天空和海水连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怀里的东西硌着肋骨，却让我觉得心里很满，像装满了阳光的陶罐。

也许西土城的鹰还在城墙上空盘旋，也许帝国的军队还在烧书，也许南边的城邦已经没了城墙。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是烧不掉、带不走的。就像这些不同的字，不同的标记，不同的人，总会在风里、水里、火里，找到自己该去的地方。

船往南走，海风吹在脸上，带着咸味，也带着希望。我摸了摸怀里的竹片，忽然想，等到了岛屿国，我要学着写那里的字，然后把西土城的楔形字、帝国的圆体字、南边的禾苗字，都写在同一张纸上。

说不定，它们会像朋友一样，在纸上好好地待着。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