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缓缓驶入临海市站，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余晓正趴在布满划痕的车窗上，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站台顶棚漏下的碎光，在父亲佝偻的脊背上晃动，像跳跃的精灵。父亲肩上的蛇皮袋鼓鼓囊囊，袋口露出半截他穿旧的棉袄。母亲则用褪色的蓝布帕子捂着嘴，走两步就停下咳嗽一声，那咳嗽声在车厢浑浊的空气里回荡，像钝锯子割裂着人的神经。
出租屋藏在老城区深处的巷弄里，是幢爬满青苔的三层小楼。房东打开二楼最里间的木门时，一股混杂着潮湿、油烟和老鼠尿的气味扑面而来。余晓下意识地后退半步，却被父亲推了一把：“进去看看，有窗户呢。”
所谓的窗户，是一块嵌在墙里的玻璃，被对面楼房的后墙挡得只剩窄窄一条。阳光斜斜地挤过两栋楼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细瘦的光带。墙角堆着前任租客留下的纸箱，纸皮已经发软，轻轻一碰就掉下灰绿色的霉斑。母亲扶着墙走到唯一的木板床边，刚坐下就“哎哟”一声——床板上翘着根锈铁钉，把她的裤腿勾出个三角口子。
“先凑活住，”父亲放下蛇皮袋，额头的汗珠砸在水泥地上，洇出小小的湿痕，“等爹找到活计，咱就换个好点的地方。”
余晓没说话，只是蹲下身帮母亲抚平被勾破的裤脚。他想起水云镇的家，土坯墙被太阳晒得暖暖的，屋角的南瓜花顺着竹架爬到窗台上，母亲坐在织布机前哼着小调，木梭子在经线纬线间穿来穿去，发出嗒嗒声。可现在，织布机留在了老屋里，母亲的小调变成了止不住的咳嗽。
父亲确实在“四处奔波”。每天天不亮，他就揣着两个冷馒头出门，傍晚拖着一身汗味回来，鞋帮上沾着泥，裤脚卷着白花花的盐渍。起初他还会说些找工作的见闻：“今天去码头问了，人家要年轻力壮的，嫌我年纪大”“那个工地招杂工，可听说欠了三个月工资”，后来便只是沉默地坐在小板凳上，吧嗒吧嗒地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在昏暗中明明灭灭。
有天半夜，余晓被冻醒，听见父母在低声说话。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要不……咱回水云镇吧？我这身子骨，怕是熬不住……”
“回不去了。”父亲的声音哑得像砂纸擦过木头，“家里的地都租给老宋家了，回去喝西北风？再说，晓晓在这儿才能有出息。”
余晓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套洗得发白，还带着股洗不掉的霉味。他想起离开水云镇那天，宋钰在渡口帮他拎着帆布包，书包带子磨得他手心发红。“到了临海给我写信，”他塞给他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包，“我攒的零花钱，你买支新钢笔。”他后来偷偷打开看，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毛票，还有颗用玻璃纸包着的水果糖，大概是他过年时省下的。
可临海太大了，大到他不知道该往哪个邮筒投信。更重要的是，他怕宋钰问起临海的生活，怕他知道自己住的屋子会发霉，怕他听见母亲整夜的咳嗽声。
开学第一天，余晓穿着母亲连夜改短的蓝布褂子走进教室时，所有的喧闹突然停止。三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在她身上，像探照灯似的，把他褂子上打补丁的地方、布鞋上沾的泥点都照得清清楚楚。
“他是从乡下转来的。”班主任推了推眼镜，指着最后一排的空位，“你就坐那儿吧，余晓。”
余晓低着头走过去，板凳刚碰到屁股，就听见前排传来窃笑声。他把帆布书包往桌洞里塞，却被同桌用胳膊肘撞了一下。那是个打这耳洞的男生，校服领口别着个顾川逸名字的校牌：“喂，你这书包是你奶奶缝的吧？”
他没敢回答，只是把书包往里面推了推。帆布是母亲从旧被单上拆下来的，边角磨得发毛，背带处还缝着块格格不入的红布——那是他小时候书包上的，母亲说扔了可惜。
第一节课是语文课，老师让朗读课文。轮到余晓时，他攥着课本的手指关节都泛了白，刚念出“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就被一阵哄笑打断。
“他说话一股土腥味！”
“‘风’字念成‘fēng’，哈哈哈！”
“你们听，像不像村口卖豆腐的老太爷？”
余晓的脸瞬间烧起来，舌头像打了结，后面的句子堵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他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小石子，一颗接一颗砸在他脸上、背上。老师敲了敲讲台：“安静！让余晓同学继续读。”
可他再也读不下去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死死咬着嘴唇，直到尝到淡淡的血腥味，才猛地坐下，把脸埋进课本里。那天的阳光格外刺眼，透过窗户照在课本上，把“春天”两个字照得发白，可他觉得浑身发冷，像掉进了水云镇冬天的冰窖里。
从那以后，“乡下”成了贴在他身上的标签。男生们打篮球时看见他走过，会突然收起篮球，说“我们这游戏城里人才能玩”；女生们则喜欢在他经过时故意喊“土包子，回家种地喽”。他的作业本上总莫名其妙地出现墨水印，新买的铅笔第二天就会不翼而飞，有次甚至发现桌洞里塞着只死蟑螂，硬壳上还爬着蚂蚁。
他开始害怕上学。每天早上走到校门口，腿就像灌了铅似的，心全是汗。课堂上总是低着头，老师提问时宁愿被批评也不吭声，课间就躲在厕所里，直到上课铃响才敢出来。曾经在水云镇学校里那个总举着小手回答问题的余晓，像被丢进了深水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有天放学，他被几个男生堵在操场角落。带头的是那个戴着校牌的男生，身后跟着两个男生，手里把玩着篮球：“听说你以前在乡下总爬树？”
余晓往后退了退，后背抵着锈迹斑斑的篮球架：“我没有。”
“还说没有？”另一个高个子男生突然伸手拽住他的衣领，“你衣服里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
头皮被扯得生疼，他挣扎着想躲开，却被推倒在地。蓝布褂子沾了草屑和泥土，膝盖磕在水泥地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他抬起头，看见那只写着名字的校牌在夕阳下闪着光，像只花斑蚊子，正嗡嗡地盘旋在他眼前。
“你们干什么！”
突然响起的吼声让那几个男生吓了一跳。余晓顺着声音望去，看见班长赵磊背着书包站在不远处，校服拉链拉得笔直，红领巾系得整整齐齐。戴着写名字校牌的男生撇撇嘴：“我们跟他开玩笑呢。”
赵磊没说话，只是盯着他们，直到那几个男生悻悻地走了，才走过来伸出手：“你没事吧？”
余晓摇摇头，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拍着褂子上的土。膝盖破了皮，血珠慢慢渗出来，把裤腿染成淡淡的红。
“他们总欺负你吗？”赵磊皱着眉。
他咬着嘴唇没回答。其实他知道，赵磊是班里的尖子生，父亲是教育局的领导，同学们都怕他。可他不想欠任何人的情，尤其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他就像株没人管的野草，风一吹就倒，哪敢指望谁来替他遮风挡雨。
“谢谢你。”他低着头，快步走出操场，身后传来赵磊的声音：“你的课本掉了！”
他没回头，只是加快了脚步。书包在背后颠着，里面装着他没读完的课文，还有那颗宋钰给的水果糖——他一直没舍得吃，糖纸被摸得皱巴巴的，却还能闻到甜甜的水果香。
初中毕业那天，余晓把录取通知书藏在枕头下，看着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父亲磨破的袖口。母亲的咳嗽声比以前更重了，每咳一下，肩膀就剧烈地耸动，像风中的枯叶。
“妈，我不想上高中了。”他突然说。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针差点扎在手指上：“胡说啥？考上高中多不容易，你爸说……”
“爸在工地上摔了腿，现在还躺着呢。”余晓打断他，声音有点发颤，“工头只给了五百块钱，说不够再去要，可我们连去工地的车费都没有。”
父亲是在盖楼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右腿骨折，医生说至少要休养三个月。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母亲的药也断了好几天，他夜里总能听见母亲偷偷翻找药瓶的声音，瓶底发出空荡荡的回响。
母亲没再说话，只是把脸转向墙角，肩膀一抽一抽的。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团揉皱的纸。
第二天，余晓揣着身份证去了镇上的服装厂。厂长是个胖圆脸的中年男人，上下打量他几眼：“你还没成年吧？我们这儿可不收童工。”
“我十六了！”他把身份证递过去，照片上的男孩，眼神怯生生的，“我什么都能干，不怕累。”
厂长接过身份证看了看，又看了看他细瘦的胳膊：“工资一个月一千二，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中间半小时吃饭，干得了就明天来上班。”
一千二。余晓心里算了算，够给父亲买药，够母亲买止咳糖浆，还能剩下点交房租。他用力点头：“干得了！”
车间像个巨大的蒸笼，三十多台缝纫机并排摆着，轰鸣声震得人耳朵发麻。空气里飘着线头、布料和汗水的味道，角落里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余晓被安排在流水线最后一道工序——钉纽扣。组长扔给他一件蓝色的外套：“看好了，领口两颗，袖口各一颗，位置不能偏，不然要扣钱。”
他拿起针线，手指却不听使唤。在水云镇时，他帮母亲缝过补丁、纳过鞋底，可从没见过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布料，更没钉过这么小的纽扣。第一颗纽扣刚钉好，就被组长扯了下来：“线脚歪歪扭扭的，客户看到要退货的！重新钉！”
返工了三次，他才勉强通过。等中午吃饭时，他的手指已经被针扎了好几个小洞，渗出来的血珠和线头粘在一起，又疼又痒。他蹲在车间门口啃着冷馒头，看着其他工人说说笑笑地去买冰棍，突然想起宋钰以前总在放学路上给他买糖吃，一分钱一颗的水果糖，含在嘴里能甜一下午。
可现在，他连买根冰棍的钱都舍不得花。
日子像台不停转动的缝纫机，重复着单调的节奏。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帮母亲煎药、给父亲擦身，然后一路小跑赶到工厂，晚上拖着灌了铅似的腿回来，倒头就睡。他的手指越来越粗，指腹上结了厚厚的茧，针再扎上去也不觉得疼了，只是偶尔会在夜里梦见水云镇的田埂，梦里他和宋钰追逐着蝴蝶跑，脚下的泥土软软的，空气里全是油菜花的香味。
有天晚上加班到十一点，余晓走出工厂时，突然一阵头晕，差点撞在门框上。他扶着墙站了会儿，胃里空荡荡的，像被掏空了似的。这时，身后传来自行车铃声，赵磊停在他面前，车筐里放着个保温桶。
“我路过这边，看见你工厂灯还亮着。”他从保温桶里拿出个饭盒，“我妈包的饺子，你趁热吃点。”
余晓愣住了。自从初中毕业后，他就再没见过赵磊，听说他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此刻他穿着干净的白T恤，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和车间里那些满身油污的工人比起来，像另一个世界的人。
“不用了，谢谢你。”他往后退了一步。
“拿着吧，”赵磊把饭盒塞进他手里，“我听班主任说你没上高中，来这儿打工了。你爸的腿好点了吗？”
他捏着温热的饭盒，突然觉得眼睛发酸。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除了父母，竟然还有人记得他父亲摔伤了腿。饺子是白菜猪肉馅的，热气腾腾的，咬一口，汤汁顺着嘴角流下来，烫得他眼泪差点掉出来。
“我爸好多了，能拄着拐杖走路了。”他吸了吸鼻子，“谢谢你的饺子。”
赵磊笑了笑：“我家就在前面那栋楼，以后要是有难处，就去敲门找我。”
看着他骑车远去的背影，余晓突然想起初中时他帮他捡课本的样子。原来有些人的善意，真的能像水云镇的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乌云，悄悄地落在她身上。
可他知道，自己和赵磊终究不是一路人。他的未来是宽敞明亮的教室，是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而他的未来，似乎只有这永不停歇的缝纫机轰鸣，和手指上永远也褪不去的茧子。
宋钰第一次感觉到右腿不对劲，是在车祸后的第三个月。那天他帮母亲去镇上送完豆腐，走在回家的田埂上，突然觉得右腿膝盖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疼得他差点摔倒。他扶着旁边的老槐树坐下，卷起裤腿，看见膝盖处肿得像个发面馒头，皮肤泛着不正常的青紫色。
“医生不是说没事了吗？”母亲看着他腿上的淤青，眼圈红了，“要不咱再去县医院看看？”
宋钰摇摇头。车祸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骑着三轮车去送货，一辆卡车突然从岔路口冲出来，他猛地往旁边拐，三轮车翻进了沟里，右腿被压在车斗下。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住院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亲戚不少钱。他知道，家里再也拿不出去县医院的钱了。
“可能是累着了。”他把裤腿放下来，“过两天就好了。”
可疼痛并没有消失。起初只是偶尔疼一下，后来变成了持续性的钝痛，尤其是阴雨天，疼得他整夜睡不着觉。走路时右腿不敢用力，时间长了，就养成了微微跛行的习惯。
同学们很快发现了他的变化。以前他是班里跑得最快的，运动会上总能拿短跑冠军，可现在，他连上楼梯都要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挪。有人在背后叫他“瘸子”，有人故意在他走路时伸出脚绊他，他从不跟人争辩，只是默默地绕开，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学习上。
余晓走后，他把她送的那支芦苇笔放在铅笔盒里，每天晚上写完作业，就拿出来摩挲一会儿。笔杆被磨得光滑发亮，他总想起余晓在水云镇的河边教他吹芦苇哨的样子，她的手指纤细，捏着芦苇杆轻轻一吹，就能发出清脆的声音，像小鸟在唱歌。
可现在，他连跑步去河边的力气都没有了。
车祸不仅带走了他的健康，还带走了他的成绩。住院一个月，落下的课程像座小山，他趴在病床上赶作业，膝盖疼得厉害时，就用手使劲掐着大腿，直到掐出红印子才稍微缓解。可返校后，他发现自己再也跟不上老师的节奏了。数学课上，老师讲的函数像天书；英语课上，那些字母在他眼里乱成一团。
“宋钰，这道题你怎么又做错了？”数学老师把作业本摔在他桌上，“以前你可是班里的尖子生，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他低着头，看着作业本上的红叉，像无数个嘲笑的嘴巴。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跛着的右腿上，把裤腿绷直的地方照得清清楚楚。他突然觉得很累，累得想把脸埋进臂弯里，再也不抬头。
放学路上，他遇见了余晓的奶奶。老太太提着一篮鸡蛋，看见他就拉住他的手：“小钰，你腿好些了吗？晓丫头给家里写信了，说在临海挺好的，还寄了钱回来呢。”
宋钰的心猛地一沉。余晓从没给他写过信，他以为她是太忙了，原来她只是不给自己写。他看着老太太满脸欣慰的样子，突然明白了——那些“挺好的”，大概都是骗老人的话。就像他总对母亲说“膝盖不疼了”，其实夜里疼得直冒汗。
“奶奶，我还有事，先走了。”他挣开老太太的手，快步往家走。右腿的疼痛越来越剧烈，每走一步，都像有根针在扎骨头。他不敢回头，怕老太太看见他走路的样子，更怕自己忍不住掉下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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