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寨的泥路短得像段没说完的话，从我家门槛迈出去，踩着带草屑的黄泥巴走七八步，就撞见外婆家的木篱笆。篱笆上爬着南瓜藤，叶片上总沾着露水，而外婆总在藤下的竹椅上坐着，背有点驼，身子小小的，像被晒得半干的豆角，见我晃过来，就拄着拐杖站起来，围裙上还沾着小卖部的饼干渣。
外婆的小卖部是间矮瓦房，玻璃柜台被手指磨得发亮，里面摆着橘子糖、泡泡糖，还有印着孙悟空的干脆面。每年腊月，进货的日子比过年还让我惦记。舅舅早在前几天就往县城打电话，让班车把货捎到岔路口，然后爸爸开着那辆半旧的三轮摩托去拉——车斗里堆着纸箱，装着酥心糖、水果罐头，还有成捆的鞭炮，爸爸的粗布褂子上落满黄土，却笑得比谁都欢：“你外婆的年货，比金子还金贵。”那辆三轮摩托后来也没卖掉，就停在院角，车斗里偶尔会堆些柴火，车把上还挂着褪色的红绸带。
我总在那天缠着妈妈：“去外婆家嘛！”妈妈被我拽着衣角走，远远就看见外婆站在小卖部门口，背更驼了些，像张被风微微吹卷的纸。她往我兜里塞橘子糖，糖纸在兜里窸窣响，柜台后的煤油灯照着她的白发，根根都像裹着光。我扒着柜台看新到的饼干，外婆就踮着脚够最上层的铁盒，身子绷得像根拉紧的弦，却还是笑眯眯的：“江南要哪个？外婆给你拿。”
腊月捶年糕的日子，是全村的甜。外婆家的堂屋没生火也暖烘烘的，舅舅把蒸好的糯米倒进石臼，木槌举得老高，“咚咚”声撞得土墙掉渣。外婆蹲在旁边，因为身子矮小，得仰着头看舅舅捶打，时不时伸手把粘在臼边的米团捋回来，驼着的背几乎要贴到膝盖，额头上的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淌，却不忘喊我和李福：“来，尝块热的！”她捏起的米团烫得自己指尖发红，却非要吹凉了再塞给我们，糯米的甜混着她掌心的温度，能暖一整天。
猪圈后的果园是我和李福的乐园。外婆总说“莫爬树”，可她自己会搬个小板凳，坐在篱笆边摘柑橘，背驼得像座小拱桥，摘够一小篮就喊：“江南，李福，来吃！”我们早窜到芒果树上了，青芒果酸得人龇牙，却咬得津津有味，看她仰着头笑，白头发在风里飘，像果园里最软的云。
后来搬新家的消息像块石头投进塘里。先是外婆家搬到和平自然村，砖瓦房亮堂堂的，可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上了灰——她的背更驼了，进货要走更远的路，爸爸的三轮摩托也拉不动她日渐沉的身子。再后来，我们也搬了过去，火烧寨的老屋被挖机夷为平地，泥路没了，南瓜藤没了，连石臼都不知被埋进了哪堆黄土里。
我仍常往外婆的新家跑，却再没见过进货的班车。她的小卖部关了，玻璃柜台里堆着舅舅的农具，拐杖靠在墙角，头被磨得发亮。那年腊月，我问：“外婆，不捶年糕了吗？”她坐在藤椅上，背几乎弯成了直角，笑着摇头：“老了，捶不动喽。”李福来找我，我们站在新家的院坝里，望着远处被推平的火烧寨，再也找不着去果园的路。
2014年的夏天，蝉鸣聒噪得让人心慌。我和姐姐从新家往外婆家跑，凉鞋踩在水泥地上“啪啪”响，比当年在泥路上跑还急。推开门，看见她躺在床上，背好像不驼了，身子小小的，安安静静的。姐姐扑过去哭，我攥着她常坐的藤椅扶手，那上面还有她身体压出的浅痕，眼泪砸在扶手上，像当年掉在石臼里的汗珠。
如今外婆的新家还在，爸爸的三轮摩托依旧停在院角，红绸带褪成了浅粉色。只是再没人为我留橘子糖，舅舅的木槌挂在墙上生了锈，李福也去了外地打工。偶尔路过和平自然村的路口，总觉得能看见那个矮小的身影，驼着背，在篱笆边摘柑橘，喊我和李福的名字。
原来有些日子，走了就回不来了。像火烧寨的泥路，像关了门的小卖部，像再也捶不出的年糕，像果园里酸溜溜的青芒果。它们都藏在外婆笑眯眯的眼睛里，藏在她那句“江南要好好读书”里，藏在每次想起时，心头那阵空落落的暖里——那是只有她在，才有的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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