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萧红、冰心:
展信时,想已值北平秋深,胡同里的枣子该落了满地吧?我此刻坐在南下的列车上,车窗凝着薄薄的雾,恍惚间竟想起三年前初入北平女中,与你们在国文课堂上争得面红耳赤的模样——萧红总爱揪着鲁迅小说里的“阿Q”不放,说那是麻木的缩影;冰心却偏要讲《繁星》里的“母爱”才是永恒的光。而我呢?大概总在一旁偷偷翻译石川啄木的诗,被你们笑作“不食人间烟火的日本书呆子”
如今想来那些在教室后排传看的诗稿、在操场角落分享的梅子糖、甚至为了“屈原是否该跳江”争得口干舌燥的课间,都成了握不住的流萤
你们可知我已向师父请辞,不日便要东渡返回日本了
离别的种子,早埋在九一八的灰烬里
记得去年九月十八日,报童的呐喊像惊雷劈碎了北平的晨。我攥着《沉沦》站在书店前,郁先生闯进来时,衣襟上还沾着秋雨。那时我才懂,郁文先生笔下留日学生的挣扎,何止是个人的迷茫?当东北的烽火映红报章,当鲁迅先生说“笔杆子既能架桥也能铸剑”,我突然明白,自己夹在中日之间的身份,从来不是“书呆子”的庇护所,而是该担起责任的桥梁。
这一年我跟着师父胡适译《论语》,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墨迹染透稿纸;也试着把艾青先生的《大堰河》译成日文,那些“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的句子,译到哽咽时,总会想起你们在作文里写的“家国”二字。可越是深入中国的学问,越觉得自己像飘在两国之间的浮萍——我终究是日本人,若能回到故土把在这里学到的温厚与坚韧播撒一二,或许比困在北平更有意义
死对头的默契,是未说出口的牵挂
萧红,你总笑我说话慢条斯理像极了茶道里的“和敬清寂”,可你偷偷塞给我的《生死场》手稿我至今夹在《万叶集》里。记得那次辩论“文学该不该为政治服务”,你拍着桌子说“不写苦难,还算什么作家”,我反驳“纯粹的美也是力量”,结果被冰心罚去扫了一周图书馆。现在想来,若当时能像你那样果敢,或许早该踏上归途了。
冰心,你总爱给我带福建的荔枝,说“甜能化愁”。你在《寄小读者》里写的“爱在左,同情在右”,我一直记着。上次在郁达夫先生的诗抄里看到“祖国沉沦感不禁”,突然懂了你说的“爱”从来不止于温柔,更有沉甸甸的担当。只是不知,当我回到日本,再读你写的“母亲啊,我是你梦中的孩子”,会不会哭湿信纸?
此去山长水远,愿以文字续前缘
列车即将驶入山海关,窗外的秋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我在行李箱里装了三样东西:鲁迅题字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书签、自己画的富士山与黄山并立图,还有一叠译好的《楚辞》。郁达夫先生说,文化交流是“把异邦人写成同路人”,我想试着做那个执笔的人——在日本翻译中国的诗,也把石川啄木的“我知道这世界,本如露水般短暂,然而,然而”带给中国的青年。
萧红、冰心,倘若你们愿意,往后的信件可以寄至横滨的“青筠堂”——这是我为自己的书房所取的名字,意在“寒筠持节”,寄托了一份清冷而坚韧的心志。或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在某本译诗集的字里行间再度相逢。到那时便如同初中时一般,为了“李白与纪贯之谁笔下的月亮更圆”争个酣畅淋漓,如何?
纸短情长,火车汽笛已响
愿北平的雪落得慢些,愿你们的笔永远温热
幻墨(江户川乱子)
于民国二十一年秋 南下列车中
(信末附了两张速写:一张是北平女中教室的黑板,写着“国文课辩论中”;另一张是富士山下的樱花树,枝头系着三枚书签,分别写着“萧红”、“谢婉莹”和“江户川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