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日头毒辣得像是一颗融化的火球，炙烤着青石板路面，热浪扭曲了视线。姚越男半蜷在人民公园的长椅上，发梢微微湿漉，还残留着昨夜便利店屋檐滴落的雨水痕迹。她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小女孩身上，那孩子正啃着一根冰棍，木棍上的光斑忽然一闪，晃得她眯起了眼——那光斑刺目得让她想起了去年冬天，火车站候车厅里播放的某部教育纪录片，教授拿着激光笔点着屏幕，嘴里吐出的“传承”二字。
“得找个崽儿。”姚越男坐直了些，手随意拍了拍牛仔短裤上的草屑。左手腕上的红绳手链随之轻轻晃荡，那是她去年在城隍庙门口，用半块发霉的压缩饼干从一位摆摊老太太手里换来的。当时老太太说得神神叨叨，什么开过光啦，能带好运啦，她听得漫不经心，现在想想，倒是觉得这玩意儿莫名带了几分“信则灵”的味道。
她从帆布包里翻出一面小镜子，用冷水往脸上抹了两把，凉意顺着指尖渗进皮肤，让她稍微清醒了些。包里的物件除了半瓶矿泉水和三个发霉的馒头，还有一本已经翻得卷边的《教育学概论》。这本书是三个月前从废品站淘来的宝贝，扉页上写着一行娟秀的字：“致最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她盯着那行字咧嘴一笑，露出一颗缺了角的虎牙，随即把书拍在大腿上：“今天就去钓个能生崽儿的。”
大学城的林荫道上飘着淡淡的桂花香气，姚越男攥着那本《教育学概论》，若无其事地混进了文学院的阶梯教室。前排有几个男生正热烈讨论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她扯了扯领口有些发白的白衬衫，故意将书重重拍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同学，能借支笔吗？”
男生抬起头，镜片后的双眼圆瞪。姚越男冲他眨了眨眼，目光却悄悄移向讲台——那个正在板书的男人背影修长，白衬衫袖口随意地卷到手肘，粉笔灰无声地洒落在他的发梢，像是初冬的第一场薄雪。他转过身，声音低沉而稳重，像一台老式留声机缓缓转动：“今天我们探讨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就他了。”姚越男感觉心跳漏了一拍。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摸向帆布包深处，那里藏着三天前在药店顺来的验孕棒。虽然还没派上用场，但此刻捏在手里，竟让她莫名生出了几分底气。
下课铃响后，姚越男故意在走廊上“偶遇”了他。“时教授！”她捧着书快步追上去，“您刚才讲的‘从做中学’，和陶行知先生的理念有什么本质区别？”她嘴里背诵着早已烂熟于心的半页内容，语气磕磕绊绊，眼神里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迷茫，恰到好处地让人不忍拒绝。
时锦哲停下脚步，推了推眼镜。面前的女孩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白衬衫，帆布鞋边缘已经磨得发白，但那双眼睛却亮得出奇，像藏着两簇跳动的火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便签，写下自己的邮箱递给她，“你整理好问题发给我，我们可以再探讨。”
当晚，姚越男蹲在网吧的小隔间里，咬着一根冰棍敲击键盘。她在邮件中虚构了一个叫“苏暖”的身份：教育系研究生，父母双亡，靠着助学贷款艰难度日。当邮件发送成功的那一刻，窗外的霓虹灯透过玻璃窗洒进来，将梧桐树影拉得细长而模糊。
接下来的半个月，姚越男成了文学院的“常客”。她总是“碰巧”出现在时锦哲的讲座或办公室里，有时抱着一摞教育学著作“虚心请教”，有时则带着两杯速溶咖啡“感谢指导”。她逐渐学会了提问时歪着头，让碎发自然垂落在脸颊，也学会了适时露出手腕上的红绳手链，编造一些“外婆临终前的祝福”之类的故事。
中秋前夜，姚越男在邮件里写道：“时老师，图书馆闭馆了，能借您的办公室查资料吗？”她提前买好了廉价红酒和巧克力，小心翼翼地塞进帆布包里。当电梯数字跳到“7”时，她深吸了一口气——验孕棒硌着大腿的触感提醒着她，这场赌局没有退路。
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时锦哲正低头批改论文。姚越男推门时故意踉跄了一下，手中的红酒瓶应声落地，“啪嗒”一声，酒液迅速染红了地面。“对不起！”她蹲下身去捡碎片，白衬衫的领口顺势滑落，露出锁骨处用口红画上的红痕。
时锦哲伸手想扶她，却被她反握住手腕。“时老师，我……”她的声音微微颤抖，“每次听您讲课，都觉得心里好像有团火在烧。”月光从百叶窗的缝隙中漏进来，在两人交叠的影子上切割出一道道明暗交错的纹理。
红酒的酸涩混合着巧克力的甜腻在舌尖化开时，姚越男默默在心里计数：“第二十八天。”窗外的月亮圆得像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而她清楚，关于“接班人”的计划，终于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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