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货铺

同一时刻，热那亚银行区。

我和大E、张喆、李梓轩站在一座由巨大花岗岩砌成的宏伟建筑前。光滑的石壁上刻着繁复的家族徽章和象征财富的丰饶角浮雕。沉重包铁木门开合间，出入的是穿着考究天鹅绒长袍、面色矜持的男人。我们身上粗糙的麻布衣显得如此扎眼。硬着头皮走进去，阴凉的空气里弥漫着羊皮纸、墨水和金属钱币的冰冷气味。高高的柜台后面，账房先生透过水晶镜片投来审视的目光。

按计划，五千达克特金币被存入一个刻着复杂纹章的沉重木箱，换来一张薄薄的、盖着火漆印章的羊皮凭证。那凭证握在手里轻飘飘的，却承载着沉甸甸的未来。

“开店…需要许可？”我用尽毕生所学的意大利语单词，磕磕绊绊地询问。

账房先生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拉丁语（幸好张喆勉强能听懂一点）和手势比划着。行会。先去行会。

热那亚商人行会的驻地离港口更近，空气中咸腥味更浓。这里的气氛比银行“亲民”些，但也充斥着精明算计的气息。一个留着八字胡、手指上戴着硕大宝石戒指的行会执事接待了我们。沟通依旧困难，但“钱”和“开店”的手势是通用的。几枚银格罗索（从零花钱里挤出来的）不动声色地滑过桌面。执事脸上的公事公办立刻软化了许多。一张盖着行会大印、同样写满看不懂文字的许可证很快被塞到我们手中。过程意外的…顺利。金钱的魔力，在这个商业至上的城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们拿着许可证，几乎是跑着回到港口区边缘租下的那间小铺面。位置不算顶好，但胜在临街，能看到码头上如林的桅杆。门面窄小，灰扑扑的石头外墙。我们手忙脚乱地清扫掉前任店主留下的垃圾和厚厚的灰尘，在门楣上歪歪扭扭地挂上一块写着“东方奇货”（Orientalia）的简陋木牌——一个充满了不切实际幻想的名字。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里面空空荡荡。仅有的一排歪斜的木架是我们用捡来的木板草草钉成的。上面稀稀拉拉地摆着几匹在本地市场收购的最便宜亚麻布、几袋粗盐、一些陶罐、还有我们仅剩的、舍不得吃而拿来充门面的几个蔫苹果。阳光从窄小的窗户斜射进来，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也照亮了店里的…寒酸。

开业了。没有鞭炮，没有宾客。只有四个穿着不合体旧衣服的少年，局促地站在空荡的店铺中央，像等待审判的囚徒。偶尔有路人好奇地朝里张望一眼，目光扫过那些毫无吸引力的货品，便又漠然地走开。一个裹着头巾的老妇人走进来，拿起一匹布，用飞快的热那亚方言询问着什么。我们面面相觑，徒劳地比划着，喉咙里只能发出无意义的音节。老妇人失望地摇摇头，放下布，转身离开。

那扇木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隔绝了外面的喧嚣，也像一记闷棍敲在我们心头。

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在空荡的店铺里弥漫。只有远处港口隐约传来的号角和海浪声，无休无止。

“得找人…”张喆的声音干涩地打破寂静，一拳砸在粗糙的木架子上，震得上面一个陶罐嗡嗡作响，“一个能把我们的话变成他们的话的人…还得有本地人，知道怎么吆喝，怎么卖东西…”

向导。翻译。伙计。这些词汇沉甸甸地压下来。金币可以买来货物，买来许可，却买不来这座古老城邦的舌头和信任。我们像一群闯入密林的瞎子，手握利刃，却不知敌人在何方。

窗外的海港，一艘巨大的卡拉克帆船正缓缓升起它彩绘的船帆，风鼓胀着，仿佛承载着无尽的可能。而我们的“东方奇货”小店，在它庞大的阴影下，渺小得像一粒随时会被海浪卷走的沙砾。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