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镇口的钟楼准时响起第一声钟鸣。守钟人老周佝偻着背,用浸了机油的抹布擦拭着齿轮上的锈迹。他在这里守了五十年,从满头黑发守到鬓角凝霜,镇上的人都说,这口钟比他的孩子还亲。
那年冬天来得格外早,十七岁的阿明被父亲推进钟楼。“跟着周师傅学手艺,饿不死。”父亲丢下这句话就走了。阿明撇着嘴打量四周,满墙的齿轮咬合着,像一群沉默的铁兽,空气里飘着铁锈和灰尘的味道。
“想学修钟,先学会听。”老周把一个放大镜塞给他,“每个齿轮都有自己的脾气,就像镇上的张屠户爱喝酒,李婶子爱唠叨。”阿明不屑地撇嘴,心想这老头怕不是老糊涂了。
第一个月,老周只让他擦齿轮。阿明擦得不耐烦,趁师傅午睡时偷偷摆弄起钟摆。他觉得摆锤太重,自作主张换了个小的。结果当天傍晚,钟楼的钟声乱了套,本该六点敲响的钟,五点半就“铛铛”乱响,镇上的人拿着锅碗瓢盆跑到街上,还以为发生了火灾。
老周没骂他,只是让他把摆锤换回去。“你看这钟,”老人指着重新归位的齿轮,“秒针追着分针跑,分针跟着时针走,谁也不能抢道。就像你爹打铁,火候不到就淬火,铁器准会裂。”阿明红着脸低下头,手上的机油蹭到了鼻尖。
日子在齿轮的转动中溜走。阿明渐渐发现,老周确实能听懂钟的话。有时钟走得慢了,老周贴在钟壁上听一会儿,准能找出哪个齿轮卡了根头发;有时钟声发闷,他敲敲钟体,就知道是哪个铆钉松了。
“师傅,您说这钟到底有啥意思?”一个雪夜,阿明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手表,谁还看钟楼啊。”老周往炉膛里添了块煤,火苗“噼啪”响着:“当年修这钟的时候,镇长说要让它走一百年。人活着,总得有点比自己命长的念想。”
那年春天,老周得了重病。临终前,他指着墙角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箱:“把那个拆开看看。”阿明撬开箱子,里面是十几个大小不一的齿轮,每个齿轮边缘都刻着日期。他认出最早的那个,日期正是五十年前老周刚来钟楼的日子。
“这些都是换下的坏齿轮,”老周喘着气,“你看这个,民国三十八年换的,那天镇上遭了洪水,钟却没停;这个是十年前换的,你王大爷家的牛撞了钟楼柱子,它还是照响不误。”老人的声音越来越轻,“钟不怕坏,怕的是没人愿意修。”
老周走的那天,钟楼的钟停了。阿明守着师傅的灵堂,三天三夜没合眼。出殡那天清晨,他爬上钟楼,把那些刻着日期的齿轮一个个装回去。当最后一个齿轮咬合到位,他拉动绳索,钟声穿过晨雾,在镇子上空回荡。
后来,阿明成了新的守钟人。有人劝他把钟楼改成观光景点,说能赚大钱。阿明只是笑笑,每天照旧擦拭齿轮,听钟摆摇晃的声音。他知道,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就像老周说的,人活着,总得有点比自己命长的念想。
去年冬天,镇上通了高铁。年轻人都搬去了城里,老街渐渐冷清。阿明的儿子在省城开了家钟表店,多次劝他进城享福。阿明每次都摇摇头:“你爷爷当年说,钟不怕坏,怕的是没人愿意修。这道理,你得慢慢品。”
那天阿明给儿子打电话时,正蹲在钟楼底下修齿轮。电话那头传来孙子的声音:“爷爷,城里的钟都是电子的,您那老古董该扔啦。”阿明笑着摸摸齿轮上的刻痕,阳光透过钟楼的窗棂,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你看这齿轮,”他对着电话说,“转着转着就老了,但只要有人管它,它就能一直走下去。就像你太爷爷,他不在了,可这钟声还在呢。”
挂了电话,阿明把修好的齿轮装回去。钟楼的钟“铛”地敲响,惊飞了檐下的麻雀。他抬头望向天空,云朵正慢慢飘过,像时光在缓缓流动。
镇上的人都说,阿明越来越像老周了。他也开始对着齿轮自言自语,听钟摆摇晃的声音能听一下午。有人问他守着这破钟楼有啥意思,他就指着钟面上的指针:“你看它们多规矩,走了一百年,从没抢过一步路。”
其实生活就像这口老钟,每个人都是其中的齿轮。有的齿轮光鲜,有的齿轮生锈,但少了谁都不行。重要的不是转得多快,而是能不能一直转下去,能不能在该停的时候停,该走的时候走。就像老周说的,人活着,总得有点比自己命长的念想,那念想或许是一口钟,或许是一份手艺,或许,只是守住自己该守的本分。
暮色四合时,阿明锁好钟楼的门。远处的高铁呼啸而过,带着年轻人奔向远方。而钟楼的钟,正不紧不慢地走向下一个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