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乱世,长于争战。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已成虚设,诸侯争霸,百姓流离。我出生的赵国,地处北方,常受战火侵扰。幼时常见逃难的民众扶老携幼经过城下,他们的眼神空洞,步履蹒跚,这景象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或许正是这些早年的见闻,让我后来对人性有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人们常说人性本善,可我亲眼所见,在饥饿与死亡面前,人们会为一块饼而互相残杀。这难道就是孟子所言的那颗"善端"吗?我不以为然。
年轻时,我曾游学齐国稷下。那时的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好不热闹。我听过孟子的演讲,他那套"性善论"说得天花乱坠,引得满堂喝彩。可我坐在角落里,心中却充满疑惑。若人性本善,为何世道如此混乱?为何人们会相互倾轧?我渐渐明白,孟子之说虽动听,却难经事实的检验。我与他有过几次辩论,他始终温文尔雅,而我则言辞激烈。现在想来,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使然,我注定要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五十岁时,我南游楚国。春申君待我不薄,委以兰陵令之职。在楚国的日子里,我目睹了南方与北方的差异。北方人直率刚烈,南方人机敏灵活,但无论南北,人性中的自私与欲望并无二致。我常对弟子们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句话引来无数非议,但我坚持己见。看看那些未经教化的孩童,争夺玩具、欺侮弱小,哪有什么天生的善?善是后天教化的结果,是礼义法度的约束使然。
我的学说与儒家正统渐行渐远。我尊孔子,但反对盲目崇古。我认为"法后王"不如"法先王"重要,因为时代在变,制度也当因时而异。我强调礼法并重,这被许多人视为背离了儒家仁政的理想。我的弟子韩非、李斯后来走向法家,世人便指责我开了法家先河。对此,我只能苦笑。我何曾主张过严刑峻法?我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约束,人性之恶便会泛滥。
在兰陵的日子里,我著书立说,完成了《荀子》三十二篇。每至夜深人静,我独坐灯下,思考着这个纷乱的世界。我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被人指责狂妄;我主张"性恶论",被斥为异端。我不明白,为何人们宁愿相信虚幻的美好,也不愿正视现实的残酷。我并非要否定道德,恰恰相反,我比任何人都强调教化的重要性。正因为人性有恶的倾向,才更需要礼义的引导,才更需要师法的约束。
晚年时,春申君被杀,我丢了官职,专心教书育人。看着弟子们一个个成才,我心中欣慰。韩非的深刻,李斯的干练,都让我看到了希望。尽管他们后来的道路与我设想的不同,但我始终相信,教化可以改变人。这看似与我"性恶论"矛盾,实则不然。正因为人性本恶,教化才显得尤为重要。就像弯曲的木头需要矫直,钝锈的金属需要磨砺,人需要师法的矫正才能向善。
我死在兰陵,时年约七十有余。临终前,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虽不被世人理解,却无愧于心。我没有为了迎合世人而说违心的话,没有因为害怕孤立而放弃自己的见解。我坚持认为,人性中的恶是真实的,但人通过学习和修养可以超越这种本性。这种看似矛盾的观点,正是我对人类既清醒又充满希望的看法。
后世对我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我开启了法家思想,为秦朝暴政埋下伏笔;有人说我是儒家异端,背离了孔孟之道。我不在乎这些评价。真理不因人的好恶而改变。我亲眼目睹过战争中人性的丑陋,也见证过教化带来的改变。我既不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我只是一个试图用理性眼光看待人性的观察者。
若有人问我,这一生可有遗憾?我会说,遗憾自然有。我未能见到天下大同,未能彻底说服世人接受我的学说。但我不后悔选择了这条艰难的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注定要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要指出一些别人不愿面对的真相。我荀况,就是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我的肉体早已化为尘土,但我的思想仍在世间游荡。那些关于人性善恶的辩论,关于礼法并用的主张,至今仍在引发讨论。这便足够了。一个思想者最大的愿望,不就是他的思想能够被后人认真对待吗?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只要不被忽视,便是一种承认。
我荀况的一生,是思考的一生,是争辩的一生,是不合时宜却始终坚持己见的一生。若时光倒流,我仍会选择这条孤独的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真相需要有人去说,哪怕付出不被理解的代价。